对信息的垄断，也是权力垄断的一部分具体体现。

而信息茧房的构建，就是权力垄断的一个结果和现象。

对于廷臣而言，小皇帝也处于一个信息茧房之内，廷臣们需要通过内阁和司礼监来揣测圣意，这就是信息向下的不透明，同样信息也会有选择的对上不透明。

在西山袭杀太傅的案子中，这个案子究竟如何定性，是太傅没有恭顺之心？还是皇帝要和太傅兵戎相见？亦或者是皇帝断定另有他人作祟？再或者皇帝要妥协换认可，让江山社稷变得稳固一些？

这些本来需要去揣测，但是现在完全不用了。

妥协换认可，比如当初皇宫大火的案子，皇帝完全可以选择将所有的罪责扣在高拱身上，换取朝堂的稳定性，但是陛下没有那么做，比如道爷的耻辱二十五年等等，都是类似的妥协换认可，维持朝廷的稳定。

陛下已经旗帜鲜明的摆明了态度，要血流成河。

张居正不能背这个锅，哪怕是追查到了最后，根本查不到幕后黑手，那也要找一家势要豪右背锅，把罪责扣上去，因为张居正是新政的另外一个名字。

廷议开始了，关于累进税制的探讨，这是今天廷议的重要内容，王叔果痛斥稽税院贪得无厌，大谈聚敛兴利的危害，一转头抛出一个有意思的东西，累进税制，那前面那些内容，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累进税制了。

“海税仍宜百值抽六，暂不宜行税制。”首辅吕调阳首先为这次廷议定下了一个基调，累进税制可以实行，海税暂时不增，富国强兵开海农桑，是当下两个基本的国策，如果海税行累进税制，和大明开海的主旋律背道而驰。

“轻海税以鼓励出海，重田赋以逼迫还田，百值抽六，都饷馆关税看似寥寥，但是大明受益良多，大明钱荒，需要海量的白银入我大明才能充当货币职责，不仅仅是白银，鱼油、香料、铜料、硫磺等等，皆仰赖海贸，私以为海税不宜累进。”吕调阳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鼓励开海，逼迫还田，这是大明税法长鞭的一次重要应用，而且出手就是重拳。

大明的钱荒，或者说中原王朝的钱荒，由来已久，在北宋年间，北宋朝廷大量铸钱，铜钱、铁钱、飞钱，但是哪怕薄如蝉翼的铁钱，依旧是供不应求，最终发行了一种名叫钱引的纸钞，来充当货币。

这是朝廷发行的纸钞，最早在北宋初年就开始大规模的刊印。

在北宋初年，由蜀中十六家富商联合发行的交子，则是中原王朝最早的纸钞，每年丝蚕米麦将熟之际，用同一色纸印制纸钞，用于商贸，便于流通，兑换的时候，要扣除40钱，作为交子的使用费用。

交子、钱引，就是北宋年间的纸钞，宋徽宗大量滥发钱引，最终导致北宋钞法败坏。

到了南宋胡元的时候，则已经发展成为了宝钞，最早的宝钞是忽必烈发行的中统元宝钞，而后就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钞法败坏，发行新钞，新钞再败坏，再发行新钞，大明宝钞也没有摆脱胡元宝钞的命运，在洪武二十五年，再换新钞的时候，就发现换不动了。

宝钞败坏的原因非常多，比如私印成风，洪武年间一共发了九百万贯宝钞，到换钞的时候，几天就换了两千六百万，朝廷没发那么多的宝钞，但是民间有那么多的宝钞，私印和滥发，是宝钞泛滥的原因，而宝钞泛滥代表着宝钞的价值大幅度贬值，一种持有就贬值的货币，自然是没有人肯再使用了。

以大明朝廷的制度建设，即便是在万历年间，依旧没有足够的行政能力来印钞，铸钱就成了头等大事，大明一年能铸造两千万枚铜钱，乍一听数量很多，但其实换算下来不过一万贯，大抵等于一万两银子。

而大明每年能够吸纳的白银，超过了四百万两，所以，以银铜为本位构建钱法，就成了当下大明的最优解。

开海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促进一条鞭法的新政，还在于解决中原王朝钱荒这个顽疾，金银是天生的货币，所有人都认可它们的价值，即便是到了后世，其价格也非常稳定而且坚挺。

“会不会有些操之过急了？”王崇古坐直了身子说道：“周襄王二十五年，秦穆公趁晋国新丧国君，派兵偷袭晋国的左膀右臂郑国，但是郑国早有防备，秦穆公无功而返，行至崤山，被新继位的晋襄公设伏，全歼了秦穆公的军队，秦晋自此为世仇。”

“秦穆公操之过急，则匹马觭轮无返，这也让秦孝公不得不变法，以求国存。”

“臣倒是以为，这个累进税制，可以暂缓一二，吹求过急，恐天下不宁。”

王崇古觉得可以等一等，没必要太着急。

之前漕运总督吴桂芳入京叙职，就在文华殿上面奏皇帝屯耕五条，其中的第四条，召集流民给田，开垦无力者，官给牛种，次年还官三稔。纳役原主归认，不许告争，就是佃户也好，力役也罢，种田了就是民户，不再是奴隶，原主不许告诉衙门争抢，大明的解放宣言，最终未能成行。

当时不允行的原因，还是觉得操之过急恐酿成大祸。

车速太快总要有人踩刹车的，无论是向上和向下，速度太快都不是好事。

“次辅所言极是，慎重稳妥之言。”朱翊钧对王崇古点了点头，肯定他的发言，是基于大明江山社稷考虑，慎重稳妥，如果王崇古屁股歪了，这番话，就不是稳妥，而是反对新政了。

其实王崇古也挺难的，他很希望张居正致仕时，自己真的跑掉了，那就不用面对这么多风雨了。

幸好，陛下还肯为他遮风挡雨。

“累进税制也不算太过于激进。”谭纶却不是很赞同的说道：“累进税制，稽税院要办事，总不能没有任何的章程，稽税指挥使，南衙缇帅骆秉良说多少就是多少吧，所以要有法可依，之前都是按旧税制，明年开春再按新税制，不教而诛是为虐，那教了，不肯改，那就不是朝廷的过错了。”

谭纶说的意思是，折中一下，给个缓冲期。

明年开春行新法，这六个月的时间，就是给的缓冲期，不知好歹，不尊朝廷号令，违抗明旨，那朝廷威罚立至，能说是朝廷没有仁德吗？

当然，朝廷本就没什么仁德可言，毕竟太傅张居正、皇帝朱翊钧都不认这个仁字，天下九经，行之者一，实也，而不是仁也。

所以，朱翊钧这个小王八蛋，都要怪张居正这个老王八蛋教的。

陛下只认践履之实，不认心中仁义，那这可不就没有仁德了吗？

“那就如此折中一下吧。”王崇古想了想，刹车他踩了，至于刹不住，那不能怪他，他又不是司机，他已经尽到了提醒的义务，闯祸了就去西山请老祖出山就是。

顶天就是官逼民反，帝制之下的民乱，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社会运动，戚继光在侧，平定民乱不在话下。

“必然助长偷漏之风。”王国光也有些担心的说道。

累进税制，一旦推行，那么大明的保税和逃税将会成为一个长期而且激烈的矛盾，朝廷要追欠稽税，而势要豪右要想方设法的偷漏避税，这个长期的矛盾，对于户部而言，压力很大。

“大司徒此言差矣，这话说的，好像朝廷不推行累进税制，势要豪右就不偷漏一样。”万士和不认同王国光的说法，大明不制定税法，他们会偷会漏，大明制定税法，他们仍然要偷漏，那为何不制定。

觉得海外好，那就赶紧滚蛋。

王国光略微有些讶异，而后笑着摇头说道：“太宰说的有道理。”

“在大明偷漏可是要冒着杀头的风险，这代价极为昂贵，都是个人的选择，既然敢逃漏，那就要做好被朝廷追查的准备，他们敢偷敢漏，朝廷就敢杀敢抄，自然就愿意纳了。”兵部尚书谭纶再次展现了自己激进的一面，杀杀杀，杀他个干干净净，杀他个天朗气清。

很多事，不死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凡是杀头的铡刀悬在脑门上，一些事就变得简单了起来。

作为朝中极度激进的兵部尚书，遇事不决，则诉诸于武力，是谭纶长期戎政形成的风格，他认为天下事，没有杀头解决不了的，如果杀头解决不了，那就是杀的不够多。

势要豪右拢共也就六万多户，就是全都杀干净了，不过才四百多万丁口。

而且喜杀人的凌云翼在两广的实践，也证明了谭纶的说法是行之有效的，毕竟两广豪绅无不怀念泗水伯殷正茂。

殷正茂拆门搬床只要钱，凌云翼要命啊！

实践而言，也证明了在当下大明，杀头的确可以解决问题。

关于累进税制，仍然是极为粗放的，简单的规定了万亩以上常田为势要豪右，田赋增加到了五成，而坐商以一万银币营收为准，累进税制到四成半，不交、瞒报，都等着稽税院的催命符就是。

显然这是一刀切的政令，朝廷不是没有海量、专业、精密的计算法，这种粗放，完全就是故意的，根本就是在鱼肉缙绅，此时的累进税法，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合理收税，完全是为了清丈还田的新政。

“今岁京察，都察院查处京堂官十二人革除功名，永不叙用，五十一人当革罢，一百五十二人罚俸三月到一年不等。”都察院总宪海瑞，拿出了一份冗长的名单，这份名单里，全都是要革罢的人，为了方便皇帝查阅，每一个人名的政治光谱，都有涂色，说明其派别。

浙党、楚党、晋党，每个派别都有，其中这十二人革除功名永不叙用，最多的问题就是贪腐，就是海瑞这把神剑开始反贪之后，仍不收手。

被海瑞直接给查办了而这五十一人革罢，主要是考成法三年下下，一事无成的蛀虫，清理出了队伍，剩下的罚俸，则是原因各异了。

被自杀的王锡爵，就是因为这次京察导致，现在京察名单出现在了皇帝的御前，厚厚的一本奏疏只是名录，陛下要具体看谁的案子，旁边盘子上的案卷，清晰明了。

十二人被革除功名的有，佥都御史赵应元、监察御史陆万钟、刘国光、陈用宾，仅仅都察院一个衙门就占了四席，而翰林习孔教、礼部张程、刑部沈思孝、工部赵用贤、户部王体修等人。

都察院被革除功名的最多，其他各衙门顶多一个两个，都察院却占了三分之一。

而这四个人，还都是葛守礼临走之前查办的，不是海瑞要党同伐异，在葛守礼走后，海瑞要排除异己，而是葛守礼致仕的时候，把这四个人一并带走了。

葛守礼也说的很明白，这四个人，如果继续在朝中，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这四个人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倒张，所以葛守礼致仕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查问这四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