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河南尹、国舅爷,何进府邸,书房。
郭斌道:“斌与太平道张梁等人有过交流,当时便觉得他们有谋逆不轨之心,却原来是要在京师举事不成?京师洛阳,天子脚下,首善之地,岂容宵小猖獗?”
曹操道:“如今天下大旱,流民遍地,仅京中便有十万流民,天下十三州,流民怕不下百万。若太平道当真有谋逆之心,裹挟流民便是最为便利之手段。不过,所谓兵在精而不在多,如此杂兵,只需一支精锐之师,覆手可灭。只是,目前大汉之患,在朝廷之内,而非朝廷之外。宦官阉党一日不除,则国无宁日。”
郭斌不得不佩服曹操的政治眼光。他郭某人之所以知道太平道在流民中发展教众,又裹挟流民,攻陷州县,那是因为他是穿越人士。许多这个时代的所谓“秘辛”,在郭斌眼中都是常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在二十一世纪,你只需要付出一点电费和网费,便可以在互联网上查到想要的信息。
然而,生长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既没有对地球大势的认识,亦没有后世的一系列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知识作为思考的基座。他们只能依靠阅读书籍,道听途说,亲身体验等极为有限的手段来了解这个世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与郭斌心目中的世界不同,依靠社会经验形成的世界观,是由一个个片段构成的,是散碎的世界。
就拿地图来说,在郭斌的心中,阳翟县是处于京师洛阳的东南方,处于颍川郡的西北角,因此,他会将阳翟县的坐标嵌入到自己大脑中的地图上,再有其他的地方的话,也会以相同的方式嵌入相应的地点。
而在依靠社会经验认识世界的人眼中,阳翟在京师洛阳的什么方位,或许大致是可以估计到的。从阳翟到洛阳的路,凭着他们的经验,是要往东走,到了长社,在折而西北,走上五天五夜便能到达。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一个个节点,一条条线。
也就是说,郭斌所记忆的是地图,而这个时代的一般人记得却是路。不同点在于,依靠记路的人,极为依赖参照物。从阳翟进京的路上,若找不见了长社,便会越行越远。而郭斌则可以依照心中的地图,计算出洛阳的相对位置,在失去最后的手段后,他都可以看着指南针,往西北方向走,翻过大山,便能抵达洛阳。
最简单的例子,现在许多五十多岁,并未出过远门的人,他们出门要记的是路而非地图。他们每次出门会努力记住沿途的风景以及标志性建筑,对于去未知的地方,内心是充满恐惧的,怕不认识路,怕走丢了。而年轻人们,即便是从未出过远门,桌子上铺一张地图,定下地点,买张火车票便能出发。年轻人们脑中先是有一张勾勒了基本线条的简单的地图,脑中有了系统的知识,然后再通过不断的旅行,将原本空白的地图不断填充而凭借经验认识世界的人,则是在仿佛南极洲一般一望无际的冰原上,毫无方向感,他们能记住的只有他们走过的路,只有看着地上的脚印缓缓前行。
两种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决定了双方对世界认知的接受力和理解力。
人杰之所以能成为人杰,其智商便真的要高出这个时代的人一大截吗?难道他们都长是两个头的吗?显然不是。他们只是有着更为简便快捷地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他们能将琐碎凌乱的信息系统化,他们能将情报进行再整理,然后填入脑中相应的位置,以备随时取用。因此,他们的眼光往往较一般人更为长远,见识往往较一般人更为超前。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与普通人看到的世界是相同的,可他们脑中所认识的世界,却是与普通人所认识的世界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极为出色的人物,干什么都上手很快,举一反三,悟性惊人而普通人则只对自己日久天长所做的工作极为熟悉。
曹操能如此迅捷清晰地意识到太平道作乱最大的凭借,全因为其对世界的认识便较之一般人更为系统化,如此方能迅速抓住问题的关键。所谓抓住主要矛盾,实际上是要有系统化的只是于认识做支撑的。
然而,何进对曹操认为朝廷之忧不在外而在内的认识却显然缺乏兴趣。其实想也可知道,何进不可能在高层政治的实际操作中做出过于激烈的行为,因为他便是几个可以参与顶级决策的人之一。高层政治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而是充满了斗争与妥协,可能你的盟友与你的敌人亦有合作,很多时候,你亦不得不与你的敌人合作共赢而斗争往往是一点一点蚕食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似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则很少在高层政治中出现,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便意味着政治地震,意味着大洗牌。
就拿何进与十常侍的关系来说,何皇后当初能进入禁宫,入得了天子刘宏的眼,少不得要求十常侍帮忙当初何皇后毒杀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后,亦是十常侍苦苦哀求天子,方保住了皇后的位置。而之前,十常侍却是董太后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说服年幼的天子刘宏疯狂地卖官鬻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