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河南尹、国舅爷，何进府邸，书房。

郭斌道：“斌与太平道张梁等人有过交流，当时便觉得他们有谋逆不轨之心，却原来是要在京师举事不成？京师洛阳，天子脚下，首善之地，岂容宵小猖獗？”

曹操道：“如今天下大旱，流民遍地，仅京中便有十万流民，天下十三州，流民怕不下百万。若太平道当真有谋逆之心，裹挟流民便是最为便利之手段。不过，所谓兵在精而不在多，如此杂兵，只需一支精锐之师，覆手可灭。只是，目前大汉之患，在朝廷之内，而非朝廷之外。宦官阉党一日不除，则国无宁日。”

郭斌不得不佩服曹操的政治眼光。他郭某人之所以知道太平道在流民中发展教众，又裹挟流民，攻陷州县，那是因为他是穿越人士。许多这个时代的所谓“秘辛”，在郭斌眼中都是常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在二十一世纪，你只需要付出一点电费和网费，便可以在互联网上查到想要的信息。

然而，生长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既没有对地球大势的认识，亦没有后世的一系列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知识作为思考的基座。他们只能依靠阅读书籍，道听途说，亲身体验等极为有限的手段来了解这个世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与郭斌心目中的世界不同，依靠社会经验形成的世界观，是由一个个片段构成的，是散碎的世界。

就拿地图来说，在郭斌的心中，阳翟县是处于京师洛阳的东南方，处于颍川郡的西北角，因此，他会将阳翟县的坐标嵌入到自己大脑中的地图上，再有其他的地方的话，也会以相同的方式嵌入相应的地点。

而在依靠社会经验认识世界的人眼中，阳翟在京师洛阳的什么方位，或许大致是可以估计到的。从阳翟到洛阳的路，凭着他们的经验，是要往东走，到了长社，在折而西北，走上五天五夜便能到达。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一个个节点，一条条线。

也就是说，郭斌所记忆的是地图，而这个时代的一般人记得却是路。不同点在于，依靠记路的人，极为依赖参照物。从阳翟进京的路上，若找不见了长社，便会越行越远。而郭斌则可以依照心中的地图，计算出洛阳的相对位置，在失去最后的手段后，他都可以看着指南针，往西北方向走，翻过大山，便能抵达洛阳。

最简单的例子，现在许多五十多岁，并未出过远门的人，他们出门要记的是路而非地图。他们每次出门会努力记住沿途的风景以及标志性建筑，对于去未知的地方，内心是充满恐惧的，怕不认识路，怕走丢了。而年轻人们，即便是从未出过远门，桌子上铺一张地图，定下地点，买张火车票便能出发。年轻人们脑中先是有一张勾勒了基本线条的简单的地图，脑中有了系统的知识，然后再通过不断的旅行，将原本空白的地图不断填充而凭借经验认识世界的人，则是在仿佛南极洲一般一望无际的冰原上，毫无方向感，他们能记住的只有他们走过的路，只有看着地上的脚印缓缓前行。

两种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决定了双方对世界认知的接受力和理解力。

人杰之所以能成为人杰，其智商便真的要高出这个时代的人一大截吗？难道他们都长是两个头的吗？显然不是。他们只是有着更为简便快捷地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他们能将琐碎凌乱的信息系统化，他们能将情报进行再整理，然后填入脑中相应的位置，以备随时取用。因此，他们的眼光往往较一般人更为长远，见识往往较一般人更为超前。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与普通人看到的世界是相同的，可他们脑中所认识的世界，却是与普通人所认识的世界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极为出色的人物，干什么都上手很快，举一反三，悟性惊人而普通人则只对自己日久天长所做的工作极为熟悉。

曹操能如此迅捷清晰地意识到太平道作乱最大的凭借，全因为其对世界的认识便较之一般人更为系统化，如此方能迅速抓住问题的关键。所谓抓住主要矛盾，实际上是要有系统化的只是于认识做支撑的。

然而，何进对曹操认为朝廷之忧不在外而在内的认识却显然缺乏兴趣。其实想也可知道，何进不可能在高层政治的实际操作中做出过于激烈的行为，因为他便是几个可以参与顶级决策的人之一。高层政治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而是充满了斗争与妥协，可能你的盟友与你的敌人亦有合作，很多时候，你亦不得不与你的敌人合作共赢而斗争往往是一点一点蚕食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似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则很少在高层政治中出现，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便意味着政治地震，意味着大洗牌。

就拿何进与十常侍的关系来说，何皇后当初能进入禁宫，入得了天子刘宏的眼，少不得要求十常侍帮忙当初何皇后毒杀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后，亦是十常侍苦苦哀求天子，方保住了皇后的位置。而之前，十常侍却是董太后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说服年幼的天子刘宏疯狂地卖官鬻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