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分为许多方面，有经济制度的改革，也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当然还有军事制度的改革。相对于政治制度与军事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所涉及的层面往往更加广泛，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愈发显而易见，其一旦出现失误所造成的影响自然也更加恶劣。

相较于经济制度改革，难度更大、风险更大的则是政治与军事制度的改革。因为军事改革直接涉及国家存亡，其中人事的任命还会影响到朝廷中最核心的斗争和天子乃至皇族的人身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存续，而且军事主官又是极具专业性的职务，其改革存在特殊性，难度之大也自不言而喻。

而政治制度改革中，所要面对的反抗力量则是朝廷上上下下的各级官员。体现在外，普通人能看得见的大约便是反腐倡廉的问题，而其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倒关系不大。不过，政治改革的风险之大，丝毫不下于军事改革，因为要改革的是朝廷中的政治制度，其所要触及的是既得利益的高官显宦与各级官员的利益，而若是想要施行政策，当政者却还要用这些人，又要利用、又要打击，局面便不可避免地复杂起来。

例如西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不就是汉景帝想要削弱藩王的实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引起的吗？说到底，不过是想要将当初汉高祖刘邦定下的郡国并行制废去，而一律改为郡县制嘛，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改革。

在王安石变法中，主要有三大块，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

王安石目光如炬，所改革各项也可谓是切中时弊，然而正是因为这几项改革力度太大，所牵扯的面太广，各种矛盾骤然爆发出来，才给改革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大阻力，其改革失败也就不难推测了。

其实，就按照王安石改革的办法，三年之内能将一项法案推广施行得彻底了，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可是这么多政策在几年之内便全部推出，又哪里有时间好好深耕某一项？这就是典型的管杀不管埋嘛！

改革固有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只有政局稳定才能保证各项政策的实施，两千年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以失败，极大的原因便是执政党地位不稳导致政局混乱，其结局是苏联解体随即东欧剧变。

就以郭斌目前的情况来看，因为身处乱世，郭斌手握重兵，反而可以杀伐果断，能够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颍川郡中的政局稳定。而且郭斌也从未说过所谓改革的提法，他所有的新制度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提出来的，也都是为了解决日常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

以粮食入股的方式组建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是为了解决阳翟县粮食短缺的问题实行新的户籍制度，是顺势而为，解决了当初三万多流民的管理问题在阳翟县学中推行新式教育，以伏龙山庄学堂中毕业的学子作为教员，是为了提高阳翟县中居民的识字率，是为了文化传播在塞外三城乃至颍川郡中推行抵用券，表面上看是为了方便结算，降低交易成本，往大了看则是为了使塞外鲜卑人形成对中原经济的依赖，从而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可以说，郭斌通过一个个“新点子”，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个新问题，最终却捎带手地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制度，是极聪明又省力的做法，既解决了问题，又夹带了“私货”，可谓一举两得，很是符合郭斌一贯的行事风格。

要说他所以能想出这么个办法，却也是借鉴了后世改革开放的做法。那位伟大的总设计师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谓是极其精当的比喻了。因为河中不知深浅，摸着石头便需要用手一点一点去试探，而当石头摸准了，再迈开步子走路便极稳当。

改革中是允许犯错误的，因为既然是试探，便总要有摸不准的时候嘛，只要摸准了石头，后面的步子能够迈得稳健，便算是成功的改革。人力总是有时而穷，一个人的见识总是不可能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因此想要大笔一挥创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其设计的制度也无异于纸上谈兵。

在我们后世的改革开放之中，领导人从来都是指明方向，然后让下面的人去尝试，去自己探索，成的就形成制度，失败的就立即取缔，整个社会十几亿人口一起伸出双手探索改革的道路，一起为了改革开放出主意，找路子，焉有不成之理？因此，可以说后世的改革开放在伟大设计师的掌握下实施，虽是自上而下发起的，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这种遵循事物自然发展规律的改革之路，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

伟人就曾这样评价过王安石在熙宁年间的变法，说他“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由此可知，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其所能掌控的政治资源也是有限的，故规则的确立，若是由一个见识超卓的伟大人物来事无巨细地包打天下，终于会脱离现实。

如今，有了许县陈氏的支持，颍川郡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基本走上正轨，剩下的，便是思想的统一与军事一体化的进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