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离开燕京之前，又花费30万点财富，为玄武军区补充了60万石粗粮，足够他们坚持到明年夏收。 一切安排妥当，晁盖带着一些亲卫和柴进、耶律淳快马南下。 一路畅通无阻，于九月十八日抵达大名府。 柴进、耶律淳则继续前往梁山主寨，耶律淳作为辽国南院大王投降，于情于理，都应该在梁山主寨内给他建一座“辽国公”的府邸，以后再有辽国皇亲国戚投降，也可一并入住。柴进作为迎宾司司长，需要回梁山主持此事。 晁盖则进入大名府寻找宗泽。 “天王万岁！” 大名府军兵见晁盖和亲卫前来，立刻行礼高呼。 晁盖颔首回应，只见大名府城外，里三层外三层，连绵数里，搭建了数不清的简易窝棚。 很快，天王抵达大名府的消息就长了翅膀一样传播开来。 “太好啦，天王来了，咱们就有救了。” “听北方传来的消息，天王刚刚打败了辽国人，收服了燕京城。” “有天王带领，打胜仗不是应该的嘛。但我关心咱们的粮食，被水泡了半个月，再不退水，不要说今年收成，连种子都种不下，明年可就惨了。” “天王一定有办法！” 百姓议论纷纷，晁盖进城，见到府衙内的宗泽正忙得不可开交。即便有三万苍狼军协助，各项事务仍纷繁复杂让他头疼。 更重要是的，又没钱了！ 作为这次黄河决堤的主灾区，之前梁中书献出来的一百万贯用来购买粮食，安抚民众，分摊到各州县之后，很快就花光了，但也仅仅是安抚住了民心，让百姓维持一个半饱。 “天王，您可回来了！” 见到晁盖，宗泽堆满皱纹的脸，终于舒展开了一些。 “受灾损失如何？” 晁盖顾不上客套，走到书桌前，看着上面铺着对的地图问道。 “决口处在滑县境内，大水冲毁濮阳、东明之间数县。之后，黄河之水分成两股，一股沿五丈河东下出海；一股经鄄城、曹州、汇入梁山泊，再南下嘉祥、金乡一带汇入微山湖。 一路之上，死伤万人，近百万百姓无家可归。 梁山泊水面升高五尺余，许多淤泥成田被淹没，损失惨重。 五丈河本就不宽，泥沙具下，河床升高，不但河道无法行船，还造成多处决堤。 黄河之水改道开封，连那里都被淹成一片泽国。” 宗泽在地图上一处处为晁盖指出受灾的地点，脸上愁容再次密布。 “明白了。滑县决堤处堵住了吗？” 晁盖问道。 “宋庭颇为阴损，多处决堤，最后连贯形成了长达三百丈的缺口，滔滔黄河水，非人力可以封堵啊。” 也不怪宗泽犯愁，这种大自然的伟力，以封建时代的技术条件，确实无能为力。 晁盖手指在黄河故道上滑动了一下，细细思索。 黄河泛滥问题起自大唐，定都长安二百八十年间，关中人口暴涨，黄土高原上森林树木砍伐严重，甚至出现荒漠化痕迹，导致上游水土流失加剧。 虽然在原始社会黄河泥沙量就非常大，但唐朝之后，泥沙量数十倍的增长，下游泥沙淤积越来越严重，到唐末五代彻底失控，最终，黄河灾害在两宋集中爆发。 濮阳以东的下游河道淤堵严重，形成地上悬河，致使黄河会不断在濮阳一带河道高低的交汇处决口，所以当地的澶州和滑州频繁受灾，从中唐的10年20年一决，发展到赵宋建国开始的两三年一决。 赵大和赵二对治河很重视，一方面下令在上游植树护林固土，另一方面在黄河下游大量设置到埽岸，黄河决口问题相比五代得到了初步的控制。 然而下游淤堵的问题，在没有工业挖沙船的时代基本无法解决，用手挖脚刨的方式疏浚黄河，挖的泥沙还没流的快。直到后世2023年，黄河下游也没有实现全线通航入海，就知道解决黄河淤堵有多难了。 澶滑二州处于黄河上下游的高低交汇点，赫然一个不稳定的定时炸弹，时人也已经预感到改变黄河现状的大灾早晚会在这里发生，一旦这里出现大规模决堤，就会直接影响黄河走势，也就是变道。 于是，宋真宗时，著书郎李垂在1012年写了一篇《导河形胜书》，核心意见就是——现在黄河之所以决口主要是因为下游河道出海不畅，如果放任那么极有可能出现不规则变道，往北则贯穿河北，往南则夺淮河入海，都是千年一遇的大灾，那么既然一条河道这么不痛快，不妨给他人工泄洪，一口气给他挖六条河道同时出海，这样一方面能减轻故道的出海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规划六条河道的流域，可以建设广阔的农业水利设施，还可以在地理上强化河北东部的军事防御。 宋真宗认为“筑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工至四十日，颇为烦费。”，给否决了。 于是，1034年，宋仁宗景祐元年澶州大决，黄河第一次改道，一路向北，经武邑、真定、河间，从天津入渤海。 黄河变道可不是风轻云淡的一句话，一条上千公里长近千米宽的大河突然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沿路的农田、乡村、市镇全部都会被冲毁，这便是影响数百万人的灾难！ 而新河道的深度、宽度通常都不够，这么多河水涌入一条新的河道里，它就必然泛滥！三年一小决，五年一大决，沿岸百姓将一直处于威胁之中。原本富庶的河北东路成了黄泛区。 于是便出现了著名的“三议回河”事件。 顾名思义，就是三次商议让黄河回到向东的故道。 第一次回河之议，出现在1049年，宋仁宗皇佑元年。 时任大名知府贾昌朝上书宋仁宗，说河北东路是朝廷赋税和边防重地，不能放任其成为黄泛区，提议在商胡口堵塞黄河北上的河道，下大力气给京东故道清淤修堤，迫使黄河重回向东的黄河故道。 然后，管河渠的工部侍郎李仲昌提供了另一个方案，商胡口依然要堵，但是不用立刻堵上，改道也不必往京东故道上改，而是在商胡道和横陇道的夹角六塔集附近开一个小河，让河水先一点点回归横陇道，等河水流的差不多了，就封闭商胡道，河道不就回来了么。 贾昌朝的方案致力于稳固河道，而李仲昌的方案则是祸水东引。碰巧，内阁执宰文彦博、富弼也是这么想的：“与其淹河北，不如淹河东......” 最终，宋仁宗决定采用李仲昌的方案，挖个小河试试。 结果这条六塔小河还没挖完就决堤了，一条小河如何能承载黄河之水，挖河的百姓当场被淹死无数，两岸受灾百姓更多。黄河从一股，变成了两股。从天津入海的叫北流道，从沧州入海的叫东流道。 巧好此时大宋在西夏刚打了败仗，辽国又趁火打劫要求每年增加了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财政开始超支，偏偏商胡决口裂的非常大，工程量让人望而却步。宋仁宗选择了躺平，随黄河去吧。 第一次回河失败。 第二次回河之议，出现在1072年，神宗熙宁四年。 黄河再次大决堤，时任宰相王安石再提回河。因为黄河分成两股，从天津入海的北流道经常决堤怎么都治理不好，而从沧州入海的东流道相对平稳十几年没出事。 于是便决定把北流道给堵上，让黄河全部从沧州入海。 神宗觉得这是个大事，于是派司马光过去实地考察了一下，司马光回来以后报告，能干，东流道质量比北流道好不少，只要开河引水，河水就会被挤进东流道，但是这个活不能急，先把东流道的堤防修好，然后和之前六塔河一样慢慢往东流道放水，最后北流干的差不多，把它封了就行，全过程大约五年左右，千万不能急功近利把北流直接堵上，不然准出事。 但是王相公不同意，干活就是要快，就是要出成绩，第二年就把北流道给封堵了。 但是东流道一没疏浚，二没固堤，又突然灌进了北流道全部的河水，顿时亚历山大。 当时有一条从卫州开启，途径大名府直抵天津以南的御河，主要用于给北部前线的雄霸各州运输物资，结果，东流道决堤后，河水就大量涌入御河，泛滥沿边各地，北流道借尸还魂成功。 因为黄河泥沙太大，河床太高，通往雄霸各州的御河也彻底不能用了。 宋神宗大受打击，想要学老爹躺平。王安石力劝，又花了十年时间，设立黄河疏浚司专门负责疏浚河道，开发疏浚河道所需的大型工具，这才算把黄河稳定下来。 梁山水泊便是在这段时期陆续形成的。 结果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再次决堤，黄河之水冲入梁山泊形成了八百里的规模，甚至差点夺淮入海，因为有梁山泊这个大水池的蓄水功能，才没有实现。 这下宋神宗也彻底躺平了，说，水往低处流是天性，随他去吧。王安石也被罢相。 第二次回河失败。 第三次回河之议发生在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 这次大臣们也不实际操作了，只是天天打嘴仗，党争严重，所谓的故道工程拖拖拉拉一直到1099年再次黄河大决堤，就再也没人提了。 后世许多人把《导河形胜书》称为北宋第一邪书，称李垂为灭宋的“毒书生”。说“三议回河”是瞎折腾导致灭国。反而把后世满清“不作为”当成了“圣明”。 中华民族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一种崇尚团结一心，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神仙佛祖，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的精神。 面对自然灾难，中华民族拒绝躺平。即便失败，也有人一代代的站出来。即便一次次的遭受黄河洪水，河北两路仍然是北方最重要的产粮区，人口繁盛。 改造黄河本身没有错，错在技术条件不成熟，还有当政者的急功近利。 晁盖心中已有救灾思路。准备分成三步走。 第一步，先封堵滑县决口。别人做不到的事，晁盖未必做不到。 第二步，帮助百姓重建家园，紧急补种小麦，防止明年夏天颗粒无收。 第三步，以工代赈疏通东流河道，防止黄河再次泛滥。 晁盖看了看自己系统里剩余的116.5万天命值，勉强够前两步用。但是我花费这么多，总得从别人身上找补回来啊！ 晁盖摸了摸下巴，又想到了一个攫取天命值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