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申、敦甫、秋农,你们为何会进言废除这八折之议呢?老师和湖广陈总制也多有往来,听他之言,这八折之议其实多有可取之处啊?”阮元也向三人问道。 “老师,这八折收漕之议,学生看来,便与英相国全盘清查陋规一样,其实是弊政啊?”汤金钊却也向阮元反问道:“国朝旧例,便是永不加赋,籍以培养元气,宽纾民力。这八折收漕之议,事实上是把漕运贡赋增加了四分之一,如此一来,百姓赋税只会日渐沉重,那早年的不加赋之言,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 “敦甫,你或许没做过督抚,不知地方之难。其实这八折收漕之言,看似加赋,其实却是未必啊?”阮元也向汤金钊解释道:“如今有漕直省,大多皆有入不敷出之难,若是完全按照旧制收取漕赋,就连漕帮、运丁的日常开支,都不足以完备,是以各省才多有浮收之弊,有些浮收严重的直省,以折耗而计,甚至达到了五折,可各省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清查浮收呢?也是因为如果没有了浮收,漕帮、运丁一年按旧制所得,尚不足养家糊口,那他们还怎么运送漕粮啊?但反过来说,如果各省放任浮收,那浮收钱粮,有多少是用来补贴漕帮运丁家用,有多少成了地方府县吏员中饱私囊的钱财,却也说不清楚。是以孙总制、陈总制他们才会定下这八折收漕之议,一方面多收四分之一漕粮,借以补足漕帮旗丁日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开始严查多余浮收,让他们没有理由再来假公济私。这个办法虽然有不足之处,却也是如今最为稳妥的一个办法了啊?” “老师,可是学生看来,这个办法本来也是一厢情愿啊?”不想汤金钊也有自己的意见,道:“老师觉得,多收漕粮就可以补足旗丁水手日用,进而让他们失去假公济私的借口,此后各省严查浮收,自然水到渠成。可这严查浮收之事,老师要如何保证各省都能有序而行?若是八折之议一起,百姓正赋便要多出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浮收钱粮却屡禁不止,却又要如何?难道仁宗皇帝在位之际,就没有严斥各省,让各省力禁浮收吗?可之前几年,各省有哪一省能够禁的了浮收呢?各省之前都办不到的事,就仅仅依新例加收了一部分漕粮,明日、后日,他们就能办妥了吗?” “敦甫,如今天下督抚,大多是得力之人,若是严加查办,未必不能有实效啊?”阮元继续劝道。 “老师,学生也以为,这件事只靠各省督抚,还是很难办成。”王引之也在一旁补充道:“学生在好几个直省做过学政,对督抚能做什么还是清楚的。督抚即便得人,下面还有府县,即便府县劣员也被裁去大半,下面还有吏员。可征收漕粮,从来都是吏员和漕帮一同去做,就算是府县也很少直接干预其中。这样说来,仅仅是天下督抚得力,又哪里能够尽数清除下吏之弊呢?学生也知道老师勤于查吏,精通数算,不容易被下属欺瞒,可这治吏安民之能,学生看来,如今天下间能与老师并列的,也不过一二人之数啊?” “是啊,老师,就算给各省漕帮运丁增加津贴,难道就能让他们不再另作他想了吗?”姚文田在一旁也向阮元道:“学生查过仁宗朝旧档,仁宗皇帝也一度认为,漕运多弊乃是因为旗丁水手入不敷出,所以曾经下诏,每一漕帮运送漕粮,均加银三百两。可是这些年下来,这一帮三百两的津贴究竟发成了什么样子?学生多番查访,发现有些府县给漕帮的津贴,其实根本就不够三百两!另外确实还有些府县,三百两是给足了,可漕帮却依然浮收如故,因为很多漕帮都说,这三百两根本不敷使用!既然如此,那就算再怎么给漕帮增加津贴,这津贴要加到多少,他们才会心满意足,只怕根本就不会有那一天啊?那孙中堂他们试图用八折收纳增加津贴,又有什么意义呢?” “学生就是这个意思,先前多少上谕,都要各直省严查浮收陋规,可各直省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如上谕一般奉行。那孙中堂和陈总制拿什么保证,这八折收纳只要成了,就可以禁绝浮收之弊呢?”汤金钊也继续质疑道。 “唉,你等毕竟都是京官,若是你们也能站在督抚的位置想一想,或许就明白了。”阮元自然清楚几个学生反对八折收纳之意,也只得向各人解释道:“你们觉得,孙中堂、陈总制就都是唯求私利,不顾百姓生计之人吗?或许他们久在外任,看到的直省实情还要比你们详细呢。老师当年也支持过清赍银改制,你们也该记得吧?更何况,这八折收纳也好,清赍银也好,本来也是有源可溯的,世宗皇帝耗羡归公,你们应该记得吧?这火耗漕羡在当时之人看来,也是陋规,可耗羡归公之后,浮收之弊也确实三十多年不曾再有了啊?这不也能证明,孙中堂和陈总制的一些想法,或许是可行的呢?” “老师,您说督抚或许都能赞成八折收纳之议,可学生也有所耳闻,去年还愿意实行此议的帅承瀛帅中丞,如今已经改了主意了啊?”王引之却向阮元告知道:“帅中丞最近的一篇奏疏之中,也提及浮收之弊,本是包户侵渔,刁衿挟制,方才有弊,是以府县应当严查包户刁衿,杜绝官府需索,这才是正途,若因弊而立法,则弊亦因法而生,八折之议,终是治标不治本啊?” “是啊,老师,世宗皇帝确实曾经定下耗羡归公之法,可如今呢,依然出现了官府吏员入不敷出之弊,那么如今只要将耗羡归公之法换个名字,再加一笔赋税,问题就真的能够解决吗?十年、二十年之后,若是又出现其他缘由,官府再一次入不敷出,那还要再搞第三次耗羡归公吗?如此久而久之,百姓的负担不是一样少不了吗?”汤金钊也不相信“耗羡归公”这种思维方式可以真正解决问题。 “那……你们觉得,如今漕运的问题,还有别的办法吗?若是……所有只要可能加赋的办法,你们都不愿意接受的话?”阮元到了这时,也逐渐清楚八折之议无论利弊,终究是一项得不到共识的提案,可即便是自己,也确实寻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老师,学生觉得,无论如何,法度都应该有垂示万世之用,若是直接奉行这八折之议,那不是等于明示天下,朝廷乃是唯利是图的朝廷,我等为官之人,半生修习圣贤薄赋爱民之语,却终归无用吗?”汤金钊也不觉感叹道。 “是啊,阮宫保,下官平日也从来雅好汉学,以为汉学之道,最为接近圣人本意。下官勤于治学,已有十余年了,可下官看圣人之言,无论如何也没有让我等明加赋税,圣贤也不可能明知一项新制有重大弊端,却依然推行这种新制啊?还是说……难道我们这几十年所学的圣贤之道,都白学了吗?”程恩泽在各人中年纪最轻,却对学问之事最为执着,说到这里,心中也是充满了不甘之念。 “老师,春海的言语虽然激烈了些,却也是如今许多后学的所思所想啊。”王引之也向阮元解释道:“别说老师了,就是我自己的学生,有不少刚刚做官之时,还都能够抱着一腔热血,想着到各府县做个好官,惠及民生。可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便往往发现,下属吏员总是额外加征钱粮,可他们若不这样做,官府也没有足够余钱雇用这些吏员了。最后要么,他们作为县官自己加收陋规,还能让吏员少捞些油水,要么……就只能放任下吏自行其便了。久而久之,就连我的一些学生,也因为做不了知府知县,相继挂冠而去,可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老师精通数算之道,当年在浙江,如今在广州,都能让朝廷的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吏员也不至于心生怨念,可老师这般数算之才、查吏之法,普天之下,又有几人能及呢?” “这样说来,倒是我对后学之事了解得太少了啊?”阮元自然清楚,自己这几个弟子立身甚正,不至于因为私利私怨就去否定孙玉庭、英和的更革之议。可若是如此,那么反而意味着,如今天下之间的问题,远比经史之中所言历朝历代之弊要复杂困难得多。 “是啊,如今之世,这许多问题究竟是哪里来的呢?”姚文田也不觉向各人问道:“国朝惩历代之旧弊,立法定制最为详尽,如今之世,无穷兵聚敛之君,无一手遮天之臣,督抚节制一方,却没有李唐藩镇之祸,外戚、宦官、后宫俱皆安静,只能有所进言却不能左右朝政,国朝荡平四境,昔日历朝历代的边患,我们都没有了。可为什么我们阻止了一切旧弊,还会有这许多新问题呢?” “秋农,或许正是因为国朝法度完备,如今这些问题,才能被我们所重视啊。”阮元也向姚文田劝慰道:“其实如今这些问题的根本,我看还是在于户口日增,物价日涨,旧时定下的赋税,如今便不够用了。更何况仁宗一朝,水旱灾祸频仍,竟无止歇之日,国家开支自然也就多了。去年我听说,京城还爆发了瘟疫吧?佩循兄和方总制也……其实这些问题,我想以前的朝代并非没有,可是之前的朝代,往往到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也就像秋农所言,另有聚敛、权臣、宦官、藩镇、边患诸般大事,以至于这些事过于明显,竟掩盖了其他问题。所以古人还没等到想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国家就衰落了。我们呢,我们没有了这些旧患,所以许多旧日不被前人重视的问题,今天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这样说来,我们虽然解决了诸般旧弊,可还有许多新的问题,等着我们再来寻找新办法啊。”阮元所言瘟疫,指的是道光元年突然出现在京城的一场大疫,一说这种疫病便是从广州传入内地的海外传染病霍乱,许多直省也受到波及。大疫之后,先前的阮元同学,吏部尚书刘镮之因身体衰弱,竟而去世。这年年初,先前与阮元等人一同得到嘉庆赐宴的前直隶总督方受畴也撒手人寰。是以阮元说起上年大疫,也是悲从中来。 各人听着阮元之语,一时也均自沉默,不知有何良法。过了半晌,王引之方才劝慰各人道:“我倒是觉得,老师所言不错,但是民间也有句老话,太阳底下总没有新事。其实倒不是全无新意可言,只是凡是新生之物,总是要从旧典中推陈出新而来。若是旧意不明,那新生之物便是无根浮萍,不会长久的。我等潜心治学,不也是为了将圣贤未明之要义发掘出来,重塑天下读书之人,进而完成修齐治平的大事吗?所以,我还是相信,我们只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还是可以找到稳妥的治世之法的啊?” 各人对王引之之言倒是没有意见,纷纷称赞王引之学行深湛。可是即便如此,这时各人心中,却也多了一个不祥的念头。 王引之所说的,稳妥的“治世之法”,究竟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