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国难
今天是阴历八月初七，阳历九月十八，还有八天过中秋节，而现在，已接近午夜、子时。
去年的今天，宁铮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调停中原大战通电”，全国军阀混战局势立时明朗，反对派偃旗息鼓，避免了双方军队更多的伤亡。宁铮的声望由此达到了顶峰。
而今年的今天呢，大概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吧。
奉九在燕大已开学半个月了，需要上课的科目并不多，因为有差不多一半的硕士研究生课程经过测试，她的成绩都达到了优秀，所以学院已同意办理了部分免修。
导师谢迪柯教授给她开列了长长的书单，希望她能在文学理论方面加大阅读量，增强专业素养，奉九自肃然从命。
一周里只三个白天有课，所以往往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奉九就能回来陪龙生和芽芽。龙生已开蒙，一天除了上一个时辰的传统文化课，也开始学算术和绘画、习字等课程。芽芽跟着凑数，挂着俩胖脸蛋装模作样。
请来给龙生讲课的老先生是已移居北平的前奉天举人崔骏声，崔老先生为人极是和气，对这一个半学生也很满意。
奉九自己负责给龙生上算术课，偶尔也会拿出小金算盘逗逗他；课间休息还会拿本《北方植物图鉴》到王府园子里对着草草按图索骥，教他些自然方面的小常识，还约定了要在干爹闲暇时再次远征到西山去的计划。芽芽当然还是追随龙生，跟着比小手指数数，数不够了，还要脱鞋脱袜子地把胖脚丫举上书桌来救急，奉九觉得闺女似乎在算术上有点灵性，一堂课上得妙趣横生，师生其乐融融。
奉九还给龙生请了已到北平开天兴镖局分店的佟忠义，也就是以前曾当过虎头师傅的那位前大内侍卫长，教授龙生形意拳法。龙生对练武很感兴趣，芽芽也跟着乱扎个马步什么的，奉九每每看着俩小家伙一板一眼地练武，就总想笑。佟师傅认真地对奉九说，等宁小姐再大些，倒是可以考虑学“咏春”，利用巧劲攻击敌人而自保，咏春拳明显更适合姑娘家。
奉九在此接近子时的深夜，很难得地没有去睡，而是仍坐在书桌前，双手搭成拱形，从上到下又检视了一遍桌上那张长长的清单，上面一笔一划细致罗列着过中秋需准备的各项事宜——七天后，身在奉天帅府的女眷们就会坐着专列入关，到达王府，然后大家一起热热闹闹过中秋节。
奉九为此已忙活了有一阵子了。她微点着头，一桩桩一件件地确认着，毕竟是一大家子人来这里过节，细节上可不得有半点差池。
奉九虽生性喜静，但偶尔的热热闹闹的家庭聚会，她也是向往的。就象散文大家朱先生在《荷塘月色》里说的那样——“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奉九觉得先生真是知己，思绪一个忍不住游离出去，思量着能不能寻个机会去清华园找先生一叙。忽又想起八月间报上刊出的消息——先生已去了欧洲游历，不禁暗笑自己的糊涂。
肃了心神，很快清点完毕，她放了心，站起身，伸伸懒腰——自宁铮出院，只要不出差，还没有回来得这么晚的时候，奉九也因此跟着睡不安宁。
自她生了芽芽，睡眠明显地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前一阵子宁铮的一病，着实让她心下震动，进而平添烦忧——原本健壮如牛的人，怎么也能说倒就倒了呢？
以前他显得脆弱，也只在偶尔酒醉时，那种倒下只会让人觉得滑稽。当然，他左摇右晃的身姿，迷离的双眸，和仿若掺杂了缕缕红丝的和田美玉一般的面色，也会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句“颓唐若玉山将倾”来。
可见心火真是伤人。
今晚他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宴请西北军将领宋明轩将军一行，还有几位与他交好的西洋外交人员，及刚刚到达北平的柯卫礼的父亲柯东爵士，今晚的戏是梅先生唱全本的《宇宙锋》[宇宙锋[ol];九一八[ol];
梅先生的戏那还用说么：去年即使在美国公演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戏剧大师卓别林听说了，甚至连自己拍电影的戏服都来不及换，就跑来与梅先生结交；演出至深夜，华盛顿的观众也久久不肯散去，就那么长时间地鼓着掌，不遗余力地表达着对梅先生日臻化境的京剧艺术的赞叹；美国总统胡佛也因当时未在华府而特意给先生写信表达遗憾和再次邀约之意。
听宁铮说这几位欧美公使，就是因听说了梅先生这次是极难得地演出全本，所以才特意托宁副总司令给订了位置特别好的包厢，想一睹为快的。
奉九当然也爱梅先生的戏，但对于一个年轻母亲来说，这种需要一整晚的观赏和顺带应酬的安排，按他们夫妇的标准，奉九是可以不去的。
奉九正胡思乱想着，突然一阵尖细的电话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在夜深人静时分显得尤为刺耳。奉九一惊，连忙接了电话，居然是支长胜。
他语速极快地报告，说三少奶奶别等了，今晚有紧急军情，副总司令不知何时才能回去……至于到底什么事，等明天就知道了。
奉九艰难地挤出一个“好”字，抖着手挂了电话，一颗心就那么无尽地往下沉——这是出了天大的祸事了。
几天后，他们夫妇二人终于能心平气和地谈起“九一八”当晚的情形，宁铮低声说，正是梅先生饰演的赵女演到这出戏最高潮的“金殿装疯”一折时，奉天北大营的电话打了过来。
梅先生这出他自认下了最深功夫的戏，奉九早就观赏过了，而且是两遍——虽然并不是全本——自然是极好的。
奉九听了宁铮的话，不免想着，当时在舞台上，梅先生应已念过了引子“杜鸽枝头泣 血泪暗淋漓”，他拿捏着身段，在“扎多依”密集的鼓点声中，从最优美的梅派双抖袖的故作欢喜，到了“凤冠歪戴 罗衣半解”的豁出去装疯卖傻，正唱出滑稽的戏词——“上面坐的是皇帝老官么？恭喜你发财！贺喜你万福呀！有道是这大人不下位，生员我么，偌偌！是不跪的哟呵呵！……”
这是极精彩的桥段，热闹非凡又痛快淋漓……戏台上的梅先生正全情投入，忽然看到包厢里的宁铮等高级军官十多人，“呼啦啦”地全部起身，转眼间就走得一个不剩，不知心里会作何感想？有没有影响到他后面的发挥？
这成为奉九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人在大事件面前，在巨大的震惊和悲痛面前，关注的，反而都是些相比之下细枝末节的东西。
奉九后来找机会辅修了一直很感兴趣的心理学专业，这才知道，自己这些跑偏的关注点，只能证明当时是有多想逃避回想那极度痛苦的一幕。
到了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但北平街头已被大批报童慌乱的叫卖声所覆盖，这号外让举世震惊——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二十二时三十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带士兵引爆了位于北大营西南八百米处柳条湖南满铁路铁轨上的四十二包炸药。
爆炸过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马上下令，本就埋伏在四公里外的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川岛正大尉借口中国军队炸毁日方实际控制的南满铁路，率部攻入北大营，宁军未作抵抗，全线撤退。今晨，奉天陷落，东三省危殆……
可不，什么都知道了。
奉九心急如焚，幸好，赖以为希望的民用电话线还没有被掐断，她得以陆陆续续地得知奉天的亲人们已开始出逃——一天后，父亲和大哥带着家人，帅府的宁老夫人、大嫂、四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都由侍卫护送着，顺利地坐上了南下的火车。他们都在天津下了车，住进了位于法租界各自的公馆里。
奉九先是松了口气，但忽然间就悲从中来，她的家人，宁铮的家人，这些奉天的达官贵人们都可以顺利逃出来，但其他的奉天百姓呢？恩德堂院的老师和孩子们呢？奉大、徐大及其他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们呢？
憋了两天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作为东北最高统帅的夫人，作为对国难需要负直接责任的领导人的夫人，她要被巨大的愧疚感压倒了。
奉九直到国难日后的第五天才见到宁铮。
不出所料，宁铮胡子拉碴、容颜憔悴，衣服都是皱巴巴的。奉九上前接了他的军帽挂到衣帽架上，夫妻俩在起居室的同一张沙发上坐下，默默对视，相顾无言。
奉九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宁铮头一偏，闭了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着，抬手盖在奉九的手上，让脸更紧地贴住她柔腻的手心。
奉九张开嘴，刚要说点什么，忽听到有人喊着“鸿司，鸿司你慢点！”两道急匆匆的身影一前一后地冲了进来，夫妻俩抬头一看，先进来的是鸿司，而紧跟着的，是跑得满头汗的二哥宁铖。
奉九撤了手，马上站起来，宁铮骤然失去了脸上的温度，慢慢睁开的黑沉沉的眼睛里划过一丝惆怅。
鸿司仍然在清华读工科，宁铮出院后赶上他放暑假，早就过府来几次看望过他们，还陪着芽芽和龙生玩了好一阵子，对奉九要在新学期接着去燕大读研究生也表示了不加掩饰的赞赏。
此时只见一向沉稳得不像个年轻人的鸿司大踏步地进了客厅，冷峻的眼神鄙夷地直直望向宁铮。宁铮则还坐在沙发上，静静回望，宁铖则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这位二哥一向不精于言辞，此时更是不知说什么好。
奉九看着鸿司一起一伏的胸膛和翕张的鼻翼——自结识以来，她还从未见过他有过如此激烈的表情。
鸿司身穿一件米色风衣，此时他沉着脸把风衣一脱，也不言语，僵硬着肩膀转过身去，奉九和宁铮同时看到了他内里穿着的白衬衫背后，不知被谁写上了几个墨汁淋漓的大字：“不抵抗将军之侄”。
宁铮站起身来，奉九扭头看了宁铮一眼，马上伸手轻轻按在他的手背上，眼神里充满了担忧之色。
宁铮死死地盯着这几个充满了愤怒的大字，好一会儿，才象是惊醒过来似地说：“委屈你了，鸿司。”
“三叔，为什么不下令抵抗？”鸿司已过了刚开始那股爆裂欲毁的劲头，苦恼地发问，“是江先生的命令么？他对日本人什么态度，中国人都知道，但现在，可以‘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他并不相信三叔在国难后于报纸上刊载的那些话，除了认为这只是日本军队挑衅，中方不应上当接招，而是相信国联会斡旋处理外，还有什么？
他也知道，宁铮做出这种决定，是在广泛听取了梁维钧、汤尔和等资深外交官的意见之后，其中汤尔和更是刚从东京归来，他告诉宁铮，日本内阁对关东军不听命令、擅作主张的举动极为不满，正在极力压制，不会听之任之。综上，等待国联介入才是出路。
国联，指的是当时的“国际联盟”，也是今日之联合国的前身：几乎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都已加入其中，巅峰时期共有五十八个会员，一致同意遵守《凡尔赛公约》，旨在调节会员国纷争，促进会员国之间的合作，发展经济，厌恶战争，热衷于消灭武器，曾乐观地认为一战是“结束了所有战争的战争”。
“……你忘了去年的‘中东路’了么？”宁铮苦涩地问。
说起来，中东路又是东北的一块顽疾，其历史形成原因极其漫长复杂。
截止到一九零三年，沙俄修建了全长达两千八百余公里的东省铁路，使沙俄的势力伸向东北。第二年日俄战争爆发，以沙俄战败而告终；日本随即取得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的使用权；而从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的中东铁路，则仍控制在沙俄手中。
后来沙俄由苏俄替代，宁铮有了想一劳永逸武力收回路权的决心，南京政府也表态支持。奈何形势比人强，宁军与苏俄军队交手惨败，而南京政府原本许诺的支持到后来也被证实不过是空头支票一张。此次行动，更直接导致苏俄与中国断交。
宁铮与江先生相差十四岁，人生阅历自是不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奇特：亦师亦父亦友亦敌。跟在党内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中杀出重围、善于玩弄权术的江比起来，在父亲的荫蔽下一帆风顺长起来的宁铮的政治敏锐性低得不可思议，有效手段更是少得可怜。
宁铮最痛恨的是日本，而江先生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不能不说不痛恨各种外国势力，但相比之下他最痛恨的，首先是一切要取而代之的人，威胁到他“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地位的人。两人可以说“道不同 不相为谋”。
当年的东北易帜，除了宁铮厌恶中国人打中国人外，想举全国力量共御外敌也是结盟主因。但从去年的“中东路事件”，宁铮已看出，当东北的危机到来时，南京政府并未如先前承诺的那样，迅速派兵支援，给钱给人，而只是虚张声势，在后面摇旗呐喊。
全是玩虚的。
“中东路事件”，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让宁铮“理想的头撞了一个大包”。
而此时此刻，南京政府和江先生在干什么？从五月起，有粤系军阀揭竿而起，讨伐南京政府，江当然不能坐视，立刻全力反击。此事刚刚告一段落，他又挥师中央军三十万兵力，进入西北进行“剿匪行动”。
这“匪”，并不是西北常见的如臭名昭著的“党跛子”那种——其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胆大包天到破坏周秦文化，从而成为千古罪人的传统意义上的土匪——而是由进步力量组成的深得人心的“共匪”军队。
他把这“匪”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怕出现任何其他突发事件来打扰，就在“九一八”前七天，江先生即将亲自出马去江西“剿匪”，还不忘在石门市与宁铮会面，并谆谆嘱咐道：“如果日本人‘挑衅’，你们一律不准抵抗，还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事情，交给中央。”
这几天，是宁铮生命当中最痛苦、最漫长的时间：他马不停蹄地接见中外各路记者，发表声明；召开闭门会议，紧急磋商东北问题，广泛听取了国民党高官、知名政客、东北高级官员共二十七人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人士均认可“听命中央处理东北事件为上策”的意见。
而被寄予厚望的江先生，则在明知当前形势的情形下，还是坚持在南昌坐镇，亲自监军围剿共军，直到三天后国内舆论已达到沸点，处理“九一八”事件已成为一个必然动作，这才不紧不慢地回到南京，成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主管向国联告状和等待斡旋联络等事宜，消极姿态摆了个十足十。
“九一八”后的第五天，宁军情报部门截获江发给割据胶东的军阀刘儒席的密电：若日军借机侵略烟台，不得抵抗。这可真是体贴到家了，幸好此刻的关东军还真没这心思，否则如果是日本人截获了这条情报，会不会欣喜若狂，如获至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想让宁军独力抵挡兵力强悍的关东军，不就是白白送死？在此时的宁铮看来，这根本就是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