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享受的关系对人类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作用。讨论劳动与享受的关系，也可以为我们认识历史和现实乃至展望将来提供重要的线索。
一、 劳动与享受分工的形成
劳动是人类所独有的行为，是能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这当然是相对动物本能的生存活动而言的。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的存在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02页）正如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一样，劳动也是从动物的本能进化而来。从动物本能的生存活动到能动的劳动，这是人类进化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因为人类对大自然的一切改造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正如一切进步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来也是一种退步一样，人的劳动所以高于动物的本能，在于劳动是有意识可以自行支配的活动，但恰恰是可以自行支配也就可以决定自己散忌惰甚至不劳动，而对动物是不需要这种担心的。
与劳动俱来的是劳动态度，人的劳动态度如何呢?我们知道，对今天的人类来说，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也就是说，如果不劳动可以崐同样谋生，同样获得享受资料，人们更愿意不劳动。至于古代的人们劳动态度如何，如果在没有剩余，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原始社崐会里还看不清楚的话，一旦劳动创造出剩余，一旦自己不劳动通过他人劳动谋生和获得享受资料成为可能，就一目了然了。尽管那个时代留下的可供研究的资料很有限，但描绘一幅劫掠的图画却已足够，如马克思所说：“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劫掠生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0页）劳动成了只有奴隶和下等人才配做的卑下行为。“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塔西佗《阿古司拉传日耳曼尼志》三联书店58年版第67页）这句话充分表达了那时的人们的劳动态度，现在居住在乌干达境内的卡拉莫贾人，至今还把劫掠作为第二生产活动。在劫掠中，谁的功劳大就在左臂上划一刀，刀痕越多越受人尊敬。小伙在向姑娘求爱时，则要如数家珍的重复他在劫掠中的战绩。
说不清从何时开始，热爱劳动几乎成了所有民族在谈论自己祖先时常用的字眼。但这里所表达的不过是今天的人们的劳动态度。正如人们为死者致悼词时，无论对死者的赞扬多么的夸大其词，也不会有谁去追究一样。但要科学的对问题做出解释，结论只能是我们的祖先对劳动决不是热爱而只能是厌恶。并且我们越是往前追溯历史，人们对劳动的厌恶就越强烈。
厌恶劳动是内在的要求，剩余是外部条件，内因与外因结合，劳动与享受分工形成了。
二、劳动与享受分工的直接结果
劫掠肯定要比劳动实惠得多，但靠“流血方式”获得的东西，首先必须靠“流汗的方式”创造出来。人类社会不能没有劳动，人们却又厌恶劳动，在没有自觉性的地方，必须要自发性强制为人类社会前进开拓道路，这样由少数人强迫多数人劳动的社会制度就被创造出来了，而执行对劳动强制的就是阶级统治。
最初的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对于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人们通常是当做人类社会的耻辱对侍的。但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它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的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20页）
任何统治，至少在它的上升阶段所反映的必然是对这种统治的需要，奴隶社会的野蛮是和人们对劳动厌恶程度相适应的。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强度的降低，人们对劳动的态度是有所改变的，与此相适应，阶级统治的形式、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
三、劳动与享受对立给社会主义公有制带来的困惑
由阶级统治所执行的对劳动的强制，解决了维持人类社会劳动的问题，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劳动到底是能动的活动，而阶级统治下的强制劳动，却把劳动变成了完全被动的活动，所谓劳动异化。尽管这种异化在一定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当生产发展超出这一定的范围，强制崐劳动的灭亡也必定象它的产生一样，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表明，即使是现在，阶级统治所执行的对劳动的强制也不是不可缺少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束了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阶级统治，从而也就解除了由阶级统治所执行的对劳动的强制，使劳动从根本上获得了解放。但是，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胜利也使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对劳动的强制解除了，可劳动还没有成为人的自觉活动。可惜，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认为厌恶劳动是阶级统治下的强制劳动造成的。认为一旦解除劳动的强制，积极劳动就会自然而然取代被动消极的劳动，劳动群众一直被压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马上解放出来。并因此而断定：社会主义一定会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然而，事实否定了人们的预想。
我们曾经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去焕发人们的劳动热崐情。但热情并不能长久保持。
我们曾经通过强化劳动纪律、加强管理等行政手段强化劳动，但崐这和阶级统治对劳动的强制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