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继续的说道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冬”四季的季节。古时历法先有春秋，后分冬夏二时。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

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春秋公羊传

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

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创作背景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作品性质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开始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传统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

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

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

“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后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