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女继续说道接下来我要说说东夷，是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对中原以东包羲太昊伏羲氏后裔各部落1的称呼，春秋载任宿须句颛臾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古代以中原即黄河中下游一带为天下中心，称周边四方为“夷、蛮、戎、狄“。“夷“的称谓最早文字记载来自于周代的礼记王制“中国方位概念，居天下之中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这种说法被现代权威学者证明是错误的，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东夷在考古上是指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承载者。2称呼上是对黄河流域下游居民的总称或是对东方各部落的泛称，也是汉族的族源之一3。
考古上，东夷文化发源于鲁中泰沂山区今山东省中南部，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中期结束，东夷及其古文化在亚洲古文化的发源与交流中都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42
称呼上，夏商周时期，东夷作为对黄河流域下游居民的总称。秦汉以后多指居住于中国以东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等地的外族。
古时谓东夷有九种，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疏：“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更、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
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於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55
论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书中也均提及九夷。“九”并非具体数目，只表示众多之义，如尔雅释地中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说。
郭璞尔雅注云：“九夷在东”，泛指中国东部夷人。
释义
东夷为多义词大致有三种意思：
1本义东方之人。即我囯古代中原人对东部各部落的统称。有淮夷、莱夷、鸟夷、岛夷、湡夷等。分布在今安徽省，山东省，江苏省一带。
隶书小篆金文甲骨文骨刻文骨刻原图
2夷”，古山东话中音同“人”，原意为“一人负弓”说文解字，与华是同位语。词义性质从地理名词转变成对中国文化起源领域意义上的文化渊源性质的名词。
隶书小篆金文甲骨文骨刻文骨刻原图
3“东”和“夷”字在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至3300年的东夷骨刻文字中已经出现。引丁再献、丁蕾著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文稿总编审：丁再斌第十九章第二节，“东”在第780页，“夷”在70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版。附：“东”、“夷”二字之骨刻文演变：
4“夷”字后来指汉族以外的各族。
历史沿革
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各部落与方国，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主要阶段。
夏商时期
夏初，后启与后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以及从仲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黄炎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
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山东省北部与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部落。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其过程已在华夏雏形的形成一节叙述。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与薄姑为中心的各方国。
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时期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的中心地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东迁至此。史记也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说是指“东夷之土”。齐的远古祖先已与东夷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齐“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采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经济方面充分发挥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鲁这两种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学发现中已有初步的印证。据研究：“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证明司马迁所说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与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是有根据的。”齐虽来自黄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的西系，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与部落的进一步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至春秋中后叶，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齐从春秋初叶已超过鲁国，并基本上统一齐鲁大地，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与他从立国时期已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鲁在受封时，周王是定下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针的，而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著称，但当地土著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据对鲁国故城的初步发掘，共清理了12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叶到战国初叶共五六个世纪。这129座墓可分为葬制风格迥异的甲乙两组。据研究，乙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组墓从西周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同化的过程”。实际上，鲁国顽强地推行周礼，也必然还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周礼起着主导作用。儒家祖师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说周礼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在实际的发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那么彻底，仍是周俗与夷俗并存而又以周礼为主导相互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
到春秋时，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太昊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在今山东境还有少昊后裔莒、郯、谭、费等国。他们与诸夏通婚、会盟，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他们主要是依附齐、鲁，被认为是诸夏的同盟。从出土文物看，今山东境内的春秋东夷各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诸侯，只是因为他们仍保留一些东夷礼俗，当时仍被认为是东夷。实际上已是与诸夏即合而未化，到战国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已不引起人们重视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接壤与邻近地区，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春秋时期他们主要倾向于“即事诸夏”，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出土器物有明显特点，凡有铭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争霸与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吴、鲁、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当秦统一六国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历史考据
汉族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商与东夷发生过多起战争，殷依燕颖声商多次征讨东夷使得元气大伤，最终被周趁机周也与东夷商同盟对抗周人频繁战争。
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距今4600至33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东夷骨刻文中已经发现了类似人背弓形的“夷”字，“从大从弓”有了原始依据。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部落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方和“”“”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帝辛时期，东夷叛乱，商朝派大军征伐。5这在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又如同书昭公十二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把对东夷的战争，说成商纣王失国身亡的原因，足见商纣对东夷的战争，使商王朝的实力消耗很大。当周武王率师打到牧野时，商纣王才仓促调遣军队应战。这些军队久困战场，无心战斗，前徒倒戈，终于导致商王朝的灭亡。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太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钟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
外族
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东北夷，又将日本人列于其中，是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与先秦东夷在地区与民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
肃慎人的分布，学术界长期有过多种推论。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肃慎人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今肃慎去辽东三千余里。”郭璞晋人，晋辽东城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晋尺约相当今6寸，当时3000里合今华里1800里左右，明显已在长白山以北。三国志东夷传：“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又说：“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三国时夫余王城大概还在今吉林市境，其东北晋时千余里，合今华里600里左右。两书所记肃慎地理，都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贾耽入四夷道城纪说：渤海上京“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肃慎城”，渤海上京遗址即今宁安县东京城。按文献记载，肃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再证在考古学发现的楛矢石砮及对肃慎人文化遗址得出的判断，可以肯定肃慎人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东北古民族，又是东北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交往最早、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
夫余人，又有扶余、凫臾等异译。史记记述秦汉时的经济区域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而论衡吉验篇记述夫余立国的传说：“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后产子，即夫余的始祖东明。说明夫余人的始祖传说，也带有东夷以鸟为上天使者的特点。夫余人立国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区为中心，其先橐离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
书籍记载
山海经海外东经
山海经其书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山海经为述图之书。
刘锡城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1序言中指出：“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13首、学者郭璞的“图亦作牛形”和“在畏兽画中”的记载和论述，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而且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种文化传统”。马倡议2也认为：“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刘宗迪3写道：“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间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其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实际上，像山经那样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是不可能在图中画出来的，更何况其中还记载了很多动物的声音、习性等等，这些内容又如何能用图画表现出来呢？除非古时候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技术。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fn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虹虹，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也正也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
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