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回到办公室。 坐在椅子上，把“先进个人”证书往桌子上一放，盯着那个小保险柜，只觉头疼得厉害。 阳光透过窗户，浅浅的没有暖意。发财树的影子印在地板上，稀稀落落的。 李季思量了一会，抓起电话。 “叶行长，”电话一通，李季站了起来，“您看那十万块钱怎么处理？” “哦，你要是不说，我还把这事给忘了。”叶欣说，“你没交到监察室吗？” “我刚才上去，孙主任又出差了。” “哦，”叶欣顿了顿，“那先放你那里，等孙主任回来。” “叶行长，”李季踌躇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您看，我是不是先交到您那里去？” “我这里？”叶欣一愣，随即笑了，“没事，还是放你那里好了。” “叶行长，……” 李季嗫嚅着，没再说下去。 “小李，你放心，这钱早交晚交都一样，出不了事的。” “那，好吧。”李季无奈地放下电话。 他走过去，打开保险柜，拿出礼盒，又看了看里面的钱，随后放了回去。 站起身，盯着窗外看了看，拿出手机，拨孙主任的电话。 “哎呀，不好意思，走得太急，来不及跟你说，”电话一通，孙主任的大嗓门就传了过来，“我在路上，你说吧，什么事？” “孙主任，是这样，”李季说，“不知是哪里的客户，寄了一个礼盒过来，里面除了芒果，还装着十万块钱……” “啊？十万块！”孙主任吃了一惊。 “对，是十万快，”李季说，“我想把它交到监察室。” “你不知道是谁寄来的？” “嗯，”李季犹豫一下，“没有寄件人地址……” “是这样啊，”孙主任思忖着，“现在钱在哪？” “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噢，……”孙主任沉默片刻，“那先放在你那里，等我从省行回来再说。”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说不准，要看那边的情况……” “那好吧。” 李季无奈地结束了通话。 年关将近，工作比平时少了很多。 廖莹的学校开始放寒假。 这天，李季请了假，送廖莹去火车站。 雪后初晴，日暖风和。车站外的广场上，到处都是人，大包小包的，熙熙攘攘。 李季腿上的石膏已经拆了，走路还是有些别扭。 在车站入口，李季把行李箱递给廖莹：“回去替我向爷爷奶奶问好啊。” 廖莹接过行李箱，看了看李季：“你让我回去怎么跟他们说？” “说什么？”李季一愣。 “还有什么啊？结婚的事呀。” 廖莹白了李季一眼，没好气地说。 “哦，这事啊，明年！”李季一拍脑袋，讨好地笑笑，“你跟爷爷奶奶说，明年一定结！” “哼，又是明年。”廖莹哼了一声，不觉叹口气，拖起行李箱，“那我走了，你回去吧。” “好，路上当心，到了给我打电话。” 李季摆摆手，看着廖莹的身影随着人流，慢慢通过安检口，一闪消失不见。 他站在原地，又翘起脚看了看。只见入口处像开闸的堤坝，很快又被散乱的人群填满了。 李季转回身，穿过广场，来在街边，正要招呼出租车，手机响了。 他赶忙掏出来一看，是韩梅。 “韩梅，有事啊？” 李季跺着脚，伸手捏了捏冻得发红的鼻子。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笨猪。”韩梅笑着，“我在你们行对面的‘星巴克’，快下来请我喝咖啡！” “啊？我现在不在行里，在火车站呢。” “在火车站？”韩梅一愣，“在火车站干嘛？要出差啊。” “不是，送人呢。”李季说，“刚送走，我正要回去。” “那正好，抓紧点，我在这等着你啊。” “好吧。” 李季说着，伸手拦住慢慢驶过来的一辆出租车。 十几分钟之后，他在“星巴克”门前下了车。 走上台阶，推开门，便看见韩梅坐在最里面的角落里，正朝门口这边张望着。 “这边，这边。” 韩梅一眼看见李季，抬抬身子，轻声招手。 李季快步走过去，在韩梅对面坐下。 “怎么，还没叫咖啡？” 李季看看空空的桌面，眉毛挑了挑。 “猪啊，这不是等着你来请客的嘛。” 韩梅翘翘鼻子，嫣然一笑 说话间，服务员已走了过来。 韩梅要了一杯“卡布奇诺”，李季要了一杯“拿铁”。 不多时，服务员就把两杯咖啡送了上来。 “韩梅，找我什么事啊？” 李季喝了一口咖啡，问道。 “我去税务局开会，就在附近，”韩梅说，“开完会不想马上回去，就过来找你了。” “噢，你是‘开小差’啊。”李季一笑。 “不过，我还真有个事，要和你说说。”韩梅脸色一正。 “哦，你说吧。”李季有些好奇。 “我们新招来的那个信贷部总经理，可能要辞职了……” “啊？要辞职？”李季吃了一惊，“为什么？来了还没几个月吧。” “是没几个月啊，”韩梅说，“我听人事部的人讲，他最近老说不想干了。” “不想干了？”李季不解，“他舍得啊？” “怎么舍不得？”韩梅抬起下巴，“他说农信社是‘土包子’，做业务‘无法无天’，根本不像干银行的。” “哈哈！” 李季笑起来。这说法，他赞成。 “外资银行来的，事就是多，”韩梅斜了李季一眼，“他总是拿外资银行的那一套出来，业务部门哪受得了，整天跟信贷部吵架。” “外资银行的？” “对啊，听说还是个什么资深信贷经理。” 李季明白了，这是典型的水土不服。 外企和民企不一样，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大不相同，外资银行和中资地方小银行更是天差地别。 外国人的思维，直线型，习惯条条框框。外资银行做事，死抱条文制度，根本不懂得变通。 从监管的角度，这种做法自然无可厚非。 可是到了农信社这样的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乡土运营，小门小户，乡里乡亲的，外资银行这一套几乎寸步难行。 说到底，中国人骨子里还是讲求人情世故。很多时候，制度和原则都是可以有条件变更的。 这里面有历史的传统和文化的积淀，老外不懂这个。 “他应该是中国人吧？”李季问。 “当然是啊，”韩梅说，“不过，听说是在国外读的大学。” “难怪，”李季点头，“人家是喝过‘洋墨水’的啊。” “是啊，”韩梅瞪起眼，“刚来时，还当菩萨一样供着，以为是请来了高人；可没过多长时间，就都受不了了。业务部门那帮人嚷嚷说，要是再让他干下去，农信社就不用做贷款业务了。” “你们领导不会是想换了他吧？” “谁说不是呢，”韩梅点头，“只是刚来就换人，领导觉得面子上不好看，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想过几个月再说。” “你们农信社就再没别的人选了？” “原来的老总年纪到了，下面的几个，领导都不满意，”韩梅说，“信贷部是个关键部门，因为农信社已计划改制，所以领导想着，这个位置一定要找个最合适的人。” 李季点点头，没接话。 他慢慢喝着咖啡，低头不语。 阳光穿过两扇玻璃门，洒得到处都是。暗影斑驳，在桌面上来回晃动着。 “师兄，你真的不想来？” 过了好一会，韩梅放下杯子，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