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只是统治的工具。”

“韩国的变法，只有个开端，便草草结束。”

“最终落得个国灭身消。”

“不亦悲哉。”

“韩国的变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并没有后续，浅尝辄止，流于表面，也忘却了变法之初衷。”

“这次变法实则是失败的。”

“更法是在变法的基础上，对变法做出相应改变，使其不背离变法之初衷，推动变法能更进一步，甚至是走出原本的舒适区。”

闻言。

扶苏若有所思。

更法不仅是为了延续变法成果，更是为的更进一步，让变法更深刻。

嵇恒面色如常，缓缓道：“接下来是赵。”

“赵人之族性传统，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尚乱其实是秦赵两族的共性。”

“何谓乱？”

“妄诛谓之乱。”

“也即是说，妄杀便是乱。”

“何谓妄杀？”

“其一不报国君而擅自杀戮政敌。”

“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

“妄杀之风泛滥，在国家庙堂，便幻化为不可阻挡的兵变政变之风，动辄以密谋举事杀戮政敌，以求解脱政治困境，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

“在民间方面，则是私斗成风，不经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会风习。”

听到嵇恒说赵，扶苏面色微显尴尬。

因为秦也是如此。

这或许便是同根同源的共性吧。

嵇恒继续道：“秦赵同源同根，所以在春秋及战国前期，两个邦国实则是同一处境。”

“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

“而秦赵之所以出现错离，原因你其实也清楚。”

“便在于商鞅变法。”

“而赵国实则是没有商鞅这般铁腕人物的。”

“更没有这般人物进行深彻的强力变法，因而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是一直存在着。”

“赵国为诸侯开始，为国十二代，而有十一次兵变政变内乱。”

“这也是战国绝无仅有的。”

“战国大争之世，每个诸侯国内都曾发生过内政，然如赵国这般这么频繁，这么连绵不断且每每发生在强盛时期而导致国家直接跌入低谷的，纵观战国诸侯，也仅此一家了。”

“正因为此。”

“赵国在赵武灵王的改革下，国力大增，但乱政习风又再度发作，且始终不能抑制，到后期更是愈加酷烈化密谋化，最终导致赵国轰然崩塌。”

“赵国乱政痼疾才是赵国灭亡的真正内因。”

“吕不韦所著《吕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灾！’”

“吕不韦当年久居赵国，对战国风土人情了解颇多，却是对赵国将帅贵人与士卒众庶做出如此评判，油然可知此三地之短视。”

“在此三地想同心谋事，根本就是异想天开。”

“不过秦赵同源，两者很容易做出比较，因而我也就不多言。”

“但我对赵地其实并无偏见。”

“就我而言。”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乱政频仍。”

“而也就是在这般乱政频仍的地界赏，却是出现了两位经世之才。”

“其一是慎到。”

“其二是荀子。”

“慎到.”扶苏心神一紧，他之前选的便是慎到之法。

嵇恒脚步轻移，沉声道：“我提到这两位，实是惊讶于两人之惊人论断。”

“慎到提出了忠臣害国论。”

“而荀子首创人性本恶论。”

“或许唯有赵地这块社会土壤，才会孕养出这般独到之思想。”

“空前绝后！！！”

见嵇恒给出这么高的评价，扶苏也微微一惊。

嵇恒过往一向云淡风轻，很少对其他人做出太高称赞，就算是有，也顶多是简单夸赞，这次却说出‘空前绝后’四字，其实完全出乎了扶苏的想象，也让扶苏不禁更加好奇。

嵇恒何以对这两位先贤评价这般高？

嵇恒自言自语道：“慎道者，赵国邯郸人也。”

“其在《知忠》篇云：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比干子胥之忠，毁瘁君主于阁墨之中，遂染弱减名而死。”

“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

“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

“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荀况，荀子也。”

“其《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两人出自赵地，深受赵人不崇尚忠君、尚乱一面，因而才能在这般乱政之风下，论证出法治产生的必要性。”

“其意义自不待言。”

“这些言论深刻冰冷，却又振聋发聩。”

“让人叹服。”

听到嵇恒的话，扶苏只得苦笑。

赵地豪侠众多，不尚善而尚恶，但也仅限于赵地，秦拥天下，岂能一概而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