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摆在他的案头的公文，是关于北平商人对投资的诸多问题汇总。

调研司和外柜，以及筹办全体商业大会的组织，还有军商联合办，工业计划部等跨部门的合作。

通过大量管事，让他们联络各自相熟的商人，充分利用各种关系，推动商人们投资建设商团事宜。

随着中华重工的规模扩大化以及专业化，这种跨部门合作的临时事项已经越来越多，并积累下大量经验。

北平，陕西，山西三省总人口才千万而已，可光建设商团的初步计划，总价值就超过了上千万两银子，还不算人工和设备投入。

这种经济模式，在朱高炽眼中很理所当然。

例如后世各种刺激计划，动不动几万亿，相当于无论老幼，等于每人数万元。

美国那边更可夸张。

这种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行为，发生了许多次，并且是有来历的。

随着朱高炽登上北平府掌权者地位，这些年的眼界和能力，并没有原地踏步。

不但对大明，乃至对后世许多行为，有了更深的了解。

历史书中，许多的事件，普通人看过之后，也就记住了这段话，用来通过考试。

但对其中的意义，和带来的变化，没有更深的认知。

例如美国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

之所以能大写特写，是因为这个政策，不光只是当时的成果，而是诞生了新的社会模式。

加强整个国家对于工业的调整，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两种模式之外的一种新的模式。

这个新政，不是简单的把人召集起来，让他们做工，然后发工钱这么简单的道理。

那么在农业社会中，结合后世中国总结的经验，是犹如大杀器的存在。

在进口替代策略，大推进理论，休克疗法和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计划，直至后世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

朱高炽以后世中国模式，吸纳数种模型优势，结合大明社会，制定的全方位社会发展模式。

虽然也可以叫做工业革命，但已经不是原来历史上，英国工业革命那种原始的社会模式变革。

那么以当今大明人的眼界和三观，肯定是无法理解的，无论多么聪明的人，也不可能第一时间适应。

简而言之。

朱高炽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肩膀上，对大明制定的符合国情的社会发展政策。

脱胎于中国的经历，得出的正确的经济发展顺序和步骤，基于初始政治经济条件的实用主义的工业政策和发展战略。

“要提高商人们的信心，鼓励他们的投资，引导他们的加入，获得全面提升三省工业化推动的底蕴。”

“在这种时刻，正如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要告诉商人们，新的商业模式下，没有登上列车的人，必定被时代所淘汰。”

在公文上，朱高炽做了批复。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句极聪明的人总结出的经验，被后世不少人乱用。

在社会变革初期，明锐发现这种变化的人，他们的先见性，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正是因为这些人在普通人眼中，犹如自暴自弃的举动下，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在八十年代的商贩，他们无疑背负了社会的歧视，而在二十一世纪，社会上又充满了令人可笑的宁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言论。

不愿意接受知识，抗拒变化的人，永远看不清社会的变革和事物的本质。

例如信息时代的来临，并进了快车道，互联网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绝对是全新的大变革。

可很多人仍然在拒绝互联网，充斥着互联网对经济破坏的言论。

因为他们对工业革命带动的社会模式根本不了解，也就无法理解工业社会的原理。没有接受到知识，让自身的认知还停留在初理状态，只是不自觉而已。

朱高炽现在要做的，就是鼓励那些敏锐的人，通过这些敏锐的人起到的带头作用，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杜松就是代表人物，经过和中华重工的接触和得到承诺，又在密云区和陕西、山西考察后。

从南方招募了数百工人进入北平开矿，以及从陕西本地招募了数百工人在当地开矿。

可以说投入了全副身家。

至于山西。

杜松没有进入。

而愿意投资陕西，是因为他通过对陕西的走访，敏锐的发现，因为老秦王的离世，中华重工虽然名义上没有进入陕西，但实际上，中华重工已经在陕西开始发力。

在看了陕西官府和秦王府的形势，并做出的姿态后，杜松认为他在中华重工的朋友，也就是外柜的一名管事所言，的确充满了正确性。

如果陕西不出现强势政治格局的应对下，那么中华重工掌握陕西各行各业，乃至影响力的蔓延是不可阻挡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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