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1号，发现一条暗河，水流比较急，但是有船的话，一定可以撑上去。”

“我们回到原点拆卸废弃的工事，幸好木料是水青冈，虽说是沉了些，木材细密，能承重。忙了一天，终于造好了一艘木筏子，这样青桐古棺就可以拉去暗河的另一头，我们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

我合上日记，抬头看了他们几个一眼，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从日记内容判断，那口青铜棺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活动，他们感到很震惊也很害怕，但是科学精神和历史责任心使他们克服了心理障碍，面对可能会发生的生命危险，选择将铜棺运走，远离了墓葬地。”

他们都认同我这个观点，我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不过我很怀疑日记的真实性，很难想象在那种极端情况下，人不会率先选择逃命。毕竟他们也不是去伤天害理，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完全没有坚守下去的动机。”

梅生伯空出一只手，在我脑门上扇了一巴掌，嘴上一面骂我：“你个小兔崽子，胡咧咧什么？那是个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年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贩夫走卒农民工人，每个人身上都洋溢着极大的热情与梦想，那种国家百废待兴的战后使命感，是你们这个时代的小青年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认为这日记里写的，就是那名考古队员的朴素想法。”

何晓晴也不无伤感地对我说：“嗯。我外公就是个科学家，我知道他们老一辈人身上的可贵品质，你之前的分析还挺有道理，后面的怀疑却不靠谱。”

张弦说：“按照当时的情况，写日记的人不可能有这么多花花肠子，只能就着空写个一句两句的，这就是本随感随记的流水账。再者说，他又不是写文章，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乱写没有意义，欺骗自己有什么好处？”

张弦说的没错，那个时代很特殊，是全民文化脱盲的时代，一时风雨一时新，的确有记日记的习惯。这种全民日记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了90年代末，直到经济思潮突然炸裂迸发了，它才逐渐被人们淡忘。我打开日记准备接着往下念，却一下子就被日记的内容给惊喜到了。

“1992年5月1号，晚上九点一刻。赵队在洞口做了标记，我们分析了地质构造，一致决定往上游走，这样安全系数变大，有更大的可能保留下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以及我们的研究发现。”

我刚读完，张弦马上问：“你们会不会撑船？”

我们都摇了摇头。

张弦说：“那就没办法了，我是要进这个洞的，你们要是会划船，就自己走，如果不会，恐怕只能跟着我了，不过这很危险，猫脸人就在里面。”

我有些迟疑，本来我就是来旅游的，我当然不想再一次卷入这种倒斗的漩涡里面，可张弦给我出了个不能选择的选择题。

梅生伯说：“小哥这说的什么话，我们一起来，肯定要一起出去的，再说老三的事我还没弄明白咧。”

梅生伯的话让我脸上一阵烫烧，野性子就上来了。要是没有张弦，我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我不能这么没义气。我就说：“先上去洞口，看看记号还在不？别搞错了地方。”

张弦还是讲义气的，在下面撑船守着，我先攀爬上去，果然发现洞壁上刻着一个五角星的符号。五角星刻痕深，痕迹很老旧，但是有点细，还有很多花边锯齿的痕迹，应该是有人用钢刀慢慢戳出来的。

我将何晓晴第一个拉上来，接着张弦顶着梅生伯的屁股，将他托了上来。他将撑竿插进竹排间的缝隙里，自己也撑着杆子跳上来，又将竹竿的一头别进溶洞边上的石头缝里，这样船就不容易被水流冲走了。

梅生伯看到那个五角星标记后，神情大变，但什么也没说，我看他脸色不对，就问他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