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脑梗了。

从省城回来的那天还好好的，怎么就脑梗了？

母亲今年已经87岁了。

每一次去见母亲，母亲总是提起过去了的往事：“大跃进那会儿，吃集体食堂。”母亲回忆道，“食堂的东西都是各家各户家里上交的。等到东西吃完了就解散了。回到家里，没有东西吃。一点点米熬稀饭，一个人一碗，还没有你的份。那时候你两岁。卫军四岁。我喝完了汤，留下米粒给你吃。你猜猜里面有多少米？”母亲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只有六粒米。”

“分家的时候分到两斤米，十斤地瓜干。吃完了没东西吃了。就到地里摘地瓜秧吃。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

这样的故事曾卫国听过许多遍。但是不忍心打断她。

母亲很孤独，总是情不自禁地祥林嫂似的叙说自己的苦难故事。

母亲被安排在观察室。观察室有两张床。年纪四十多岁的女主任医师过来看了一下，问了一下发病情况。有什么病史？吃的什么药？护士给母亲上了心电监护、吸氧。挂上了疏通血管的药。

隔壁床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村来的老头，也是脑梗。半个脑组织已经坏死，神志有点狂躁。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男护工在照顾。

老头的儿子下午过来坐了一会，晚饭的时候就走了。

卫英买了一碗海鲜粥，母亲只吃了一点点。

晚上。曾卫国躺在躺椅上，守在母亲的床边。

夜里。隔壁床老头喉咙里发出痰液的“呼隆”声和心电监护器有节奏地“滴滴”声，像雨点似的敲打着曾卫国说神经。有那么一会，母亲架在手指头上的传感器掉了，心电监护器发出了“铛铛”的报警声，搞得曾卫国心烦意乱没有一点睡意。

天快亮的时候，曾卫国迷迷糊糊睡着了。打扫病房的男护工托地的发出的“踏踏”声把他吵醒了。

曾卫国看了一眼时间：六点半。看了母亲一眼。母亲很安静，呼吸很均匀。母亲一直说晚上整晚睡不着，看母亲睡眠还是不错的。

到七点多的时候。曾卫国把躺椅折叠起来。把被子塞到柜子里。去卫生间洗了脸。然后打热水给母亲擦脸、手。

护士拿着盘子走进来，在母亲手臂上抽了六、七管的血。

上午做颈部血管、心脏、肝胆脾、胆囊、下肢血管的B超。十点做二十小时动态心电图。

下午去做门诊预约好的核磁共振。

晚上搬到了普通病房。

卫民晚上陪母亲过夜。

第三天。

主任又开了一张核磁共振检查单。

“核磁共振不是做过了吗？怎么还要做？”查房的时候曾卫国问主任。

“那个是平扫，现在这个是做血管的。不一样的。”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