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俘之事被刘洎咬住不放，周道务难免心虚，又惊又怒。

李承乾便有些为难，杀俘这种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放在以往或许不值一提，但东征大军倾举国之力却未竟全功，父皇甚至在军中坠马、生死不知，许多人都要为此担责，这个时候找一个替死鬼自然是当务之急。

恰好杀俘之事曝出，所以“有伤天和”“上苍震怒”之类的谣言甚嚣尘上，若说背后没有各方势力推波助澜，李承乾是断然不信的。这些人想将周道务推出去，将所有罪名都推在他身上，然后一棒子敲死……

按理说，身为太子应该顺水推舟、作壁上观，因为东征之战铩羽而归不仅朝中各方势力要为此担责，即便李二陛下也需要一个借口丢掉“指挥不力”“好大喜功”的骂名，周道务实在是完美的甩锅人选，甚至若此刻李二陛下坐在这太极宫里，周道务已经被禁军收押，然后“百骑司”将其以往种种全部抠出来，稍有不法之事便上纲上线，做成铁案、明正典刑。

但李承乾不是李二陛下，他做不到那般心狠手辣，所以此刻见刘洎咄咄逼人、萧瑀乐见其成，只能求助房俊。

他看房俊一眼，恰好房俊也向他看来，两人四目相对。

房俊立马明白李承乾的意思，遂干咳一声，缓缓道：“刘侍中如今已非御史中丞，更非卫尉寺长官，军中将领犯错与否只怕还轮不到你指指点点吧？手伸得这么长，真以为大唐军方无人否？”

他一开口，刘洎与周道务尽皆一愣。

刘洎认为房俊与周道务素有嫌隙，如此剪除政敌的机会放在眼前，岂能错过？不仅消除政敌，且能顺势将周道务麾下军队予以收编，实力大增。更有甚者，他甚至想到一旦周道务被明正典刑，临川公主九成了寡妇……坏人他刘洎做了，给各方势力寻到替死鬼，也得了好处，房俊则尽可施展手段将临川公主拿下，毕竟其“好公主”之癖好天下皆知……各取所取，两全其美，怎么反倒替周道务脱罪？

没道理啊……

周道务则感激涕零，他一直认为最应该对他落井下石、狠狠揪住不放的便是房俊，结果此刻发难的是刘洎，反倒是房俊给他解围……

看来还是自己浅薄、狭隘了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房俊固然嚣张跋扈，却是个有心胸气度的，堪称以德报怨。若自己此次能够脱罪，定当让自家临川公主……离这厮远远的！

妇道人家见识短，万一对房俊心忖感激，导致被房俊有机可乘、趁虚而入，那自己还不如现在死了的干净。

刘洎见到太子并无表示，禁不住蹙眉，沉声道：“越国公误会了，非是本官插手军务，实在是杀俘一事干系重大、影响深远，恐日后朝臣不满、民怨沸腾，本官乃殿下之臣，自当为殿下排忧解难，不能坐视隐患滋生而无动于衷。”

他没说什么“国法难容”之类的空话，杀俘不祥人人皆知，但国法、军纪之中对此却并无严厉之惩戒，而是暗示周道务已经犯了众怒，决定他的命运的是朝中各方势力的态度，若不将其绳之以法，会给太子带来极大的麻烦。

房俊听得出刘洎的暗示与警告，却不愿纠缠，敲了敲面前的案几，不悦道：“刘侍中乃帝国宰辅，又是御史出身，自当谨言慎行、遵循法度，你口中所谓‘杀俘’一事，不过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罢了，敢问可有真凭实据？”

刘洎沉着脸，忍着怒气：“本官尚无凭据，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只需三法司介入此案，真伪黑白自见分晓，谁也别想一手遮天、颠倒黑白！”

房俊便不再理会刘洎，转头对李承乾道：“殿下明鉴，所谓‘杀俘’只在坊市之间流传，并无凭据，焉能以流言而治罪军中大将，贸然让三法司介入？若开此例，必导致奸佞当道、法纪废弛！不如命周道务暂居长安、限制出城，而后令‘百骑司’奔赴辽东，搜寻‘杀俘’之证据，若查无实证，自当还周道务清白，对造谣者予以严惩，若当真有‘杀俘’之证据，亦可将其就地抓捕下狱，自有律法惩处！”

眼下“百骑司”已经在李君羡率领之下彻底投靠太子，只需令“百骑司”搜索“杀俘”之证据，便一切尽在太子掌握之中。想让周道务死，纵然他不曾“杀俘”，亦可轻松炮制出无数证据，做成铁案；反之，若想保住周道务，也可沿途奔赴辽东将有可能存在的证据销毁，辽东人烟稀少、地广人稀，销毁证据轻而易举，不会为外人察觉。

主动权掌握在太子手中即可，周道务之生死由太子决断，房俊自己不愿掺合，虽然与周道务之间只是意气之争，尚未到置对方于死地的地步，但此次周道务已成众矢之的，若他自己强势将其保下，恐激怒各方，得不偿失。

然而他这有些不负责任的搪塞之语出口，在座诸人除了萧瑀依旧老神在在之外，皆吃了一惊。

刘洎捋着胡须微微颔首：要说坏，还是房二这厮坏啊，自己简直太纯洁了！强势推动三法司介入固然可以收集证据将杀俘之事做成铁案，但却难以摆脱“栽赃构陷”之嫌疑，毕竟由周道务承担东征不利之罪责的受益者太多，即便是三法司当中也大有人在，聪明人都能看出周道务是给大家“顶雷”，即便此案干干净净、真真切切，又有几人相信？

后患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