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云:“贡，献功也。从贝工声。“《初学记》卷二十又云:“《广雅》云:贡，税也，上也。郑玄曰:献，进也，致也，属也，奉也，皆致物于人，尊之义也。按《尚书》: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其物可以特进奉者曰贡。“

这里所说的都指民间劳作献纳于上的意思，正如《周礼·夏官·职方氏》职云:“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这就说明夏代公社中的大部分土地已经作为份地分配给公社成员，由其独立耕种;另一部分土地作为公社“共有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将其收获物采取贡纳的形式，缴纳给公社酋长。这与恩格斯在论述克勒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时曾经说过的“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是一样的。

《尚书·禹贡》系后人所作，其中所记九州向国家贡纳的情形，虽然不能认为完全可靠，但其中说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栗，五百里米“的随乡土所宜的贡纳制在夏代业已存在，当是可能的。因此，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的“贡法“，并不像《孟子·滕文公上》引龙子所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所说的“贡法“，并非禹之“贡法“，前代学者早有指出，例如阎若璩引胡渭之说云:“龙子所谓莫不善者，乃战国诸侯之贡法，非夏后氏之贡法也“。甲骨文中的殷商土田与耕作。

夏代的氏族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亦有体现。《尚书》载“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说四海之内的氏族部落都归附夏后，金木水火土谷六种物质皆受到治理，明晰各处田地的优劣，将其分入三等以决定赋纳数量，使得赋纳得其正而不偏颇，赐土、赐姓，根据方国部落与夏后氏关系之密切疏远定出封建的先后次序。《禹贡》一篇又列出九州赋纳物品的具体情况，将物品数量分作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等。又根据与夏后氏都邑地理距离的远近分作甸、侯、绥、要、荒“五服“。

论述夏朝的赋纳制度，《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意在夏人的“贡“、殷人的“助“和周人的“彻“制度实际都是在缴纳民户年产总和的十分之一，而且夏商周三代的田赋制度一脉相承，顾炎武更据此认为“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周朝的什一法是将一家民户在数年之间的收成总和平均后取出一个中庸常数作为缴纳数量，以夏朝的生产力和政权辐射力看，还没有能力履行这种实物地租制度。孟子记载的“贡“字，意味着民众与贵族间没有太大的强制成分，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