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孝武皇帝时定为中国官方统治思想，尊六经立学宫，重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的礼仪制度的建设，被称为经学或汉学，成为华夏的正统。

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自汉高祖以来，历任帝皇比较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从汉武帝开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儒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因而，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

经过70年的黄老之学治理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得流油的大国了。生产资料的大幅度积累必定促使国策发生变化，既然有了钱，再加上手里的皇权，汉武帝开始思索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成为“万事之统”、“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绝对权力独裁者。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董仲舒的上书——“天人三策”为皇帝解决了疑惑，同时也标准着儒家文化的脱胎换骨。

天人三策的核心内容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人之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行体化天数而成。”

董仲舒为儒家文化灌输了宗教的框架结构与宗教教义。儒教信奉的神就是“天”，“天”在凡世间的代言就是“天子”，也就是皇帝；而皇帝又是儒教的教皇，他手握神权，主管天下的教徒与教会；朝廷是整个华夏的总教会，每个家庭则是小教会，每个家庭的家长就是教会的主教或者牧师，每个华夏百姓便是儒教的教徒......

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十分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

汉代末年，儒者蔡邕就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汉代末年，一部华夏佛教着作《牟子理惑论》中，也称孔子的教为“道”教。

魏晋时代，“儒教”概念逐渐流行，以家族式的形式存在并影响了汉传佛教与道教的形成。

直到晋代，皇帝在征召儒者到朝廷服务的诏书中，仍然称儒教为“道”教。古代华夏人把儒教又叫做“圣教”。“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