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周易》导说
第一篇《周易》文本说
4.今本《周易》的定型时间
(续)
在先秦战国时期里还产生了一部史书，即记述春秋历史的《左传》一书。而这部书里却反映了春秋时期所引用《周易》与今本《周易》是个完全不同的结构形式。
有《左传》一书里记述，春秋时期无论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内容阐明事理，还是用于卜筮人事吉凶，所反映的《周易》文本结构形式，不是以“九·六”为爻题的结构形式，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作为“繇题”的结构形式。
现将《左传》一书里保留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及“《周易》有之”的引例所出现的“繇称”内容（即繇辞）与今本《周易》“爻称”内容（即爻辞）对比如下：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观》之“否”＝今本《观》“六四”
《左传·闵公元年》： 《屯》之“比”＝今本《屯》“初九”
《左传·闵公二年》： 《大有》之“乾”＝今本《大有》“六五”
《左传·僖公十五年》： 《归妹》之“睽”＝今本《归妹》“上六”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大有》之“睽”＝今本《大有》“九三”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困》之“大过”＝今本《困》“六三”
《左传·昭公五年》： 《明夷》之“谦”＝今本《明夷》“初九”
《左传·昭公七年》： 《屯》之“比”＝今本《屯》“初九”
《左传·昭公十二年》： 《坤》之“比”＝今本《坤》“六五”
《左传·哀公九年》： 《泰》之“需”＝今本《泰》“六五”
引用例子
《左传·宣公六年》： 《丰》之“离”＝今本《丰》“上六”
《左传·宣公十二年》： 《师》之“临”＝今本《师》“初六”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复》之“颐”＝今本《复》“上六”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乾》之“姤”＝今本《乾》之“初九”
《乾》之“同人”＝今本《乾》“初六”
《乾》之“大有”＝今本《乾》“九五”
《乾》之“夬”＝今本《乾》“上九”
《乾》之“坤”＝今本《乾》“用九”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坤》之“剥”＝今本《坤》“上六”
(这里列举《左传》一书引用《周易》里文句，如引用“观之否”里文句等同于今本《周易》里所谓“观卦“六四爻里的文句。)
通过以上说明，春秋时期所用的《周易》文本（关于“春秋《周易》文本”我们在下一章里有详论），还没有以“九·六”数字为“爻题”，而是以《周易》里的名称作为“繇题”的结构形式。也由此而知，春秋时期里的《周易》文本内容与今本《周易》里的内容相同，即两种文本里的文辞内容相同。但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与传世《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却不相同。? 也由此而知《左传》一书反映的《周易》“×之×曰”，如“《观》之＂否＂曰”；“《乾》之姤曰”（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
还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种称法是春秋《周易》文本结构所致，而不是所谓的“变卦”筮法。若认为《左传》里出现的“×之×”（如《乾》之“姤”）称法是“变卦”筮法，那么，《左传》里出现的引用《周易》句子，而在于阐明事理时同样用“×之×曰”这种格式，又如何解释呢？
如前面已引过高亨所说的：“《周易》古经，初时殆无爻题，爻题似晚周人所加。《左传》、《国语》凡记筮事，皆云遇某卦之某卦，所谓遇某卦之某卦者，乃筮得本卦而某爻变（阳爻变为阴爻，或阴爻变为阳爻），因而转为别一卦也。以筮法言之，主要在观本卦之变爻，然则可云遇某卦某爻，而《左》、《国》决不云遇某卦某爻，其所以如此，盖彼时尚无爻题也。”
这里高先生所言，目的是在于说明《左》、《国》所用的《周易》，还没有“爻题”，这无疑是正确地。但高先生却认为的“《左传》、《国语》凡记筮事，皆云遇某卦之某卦，所谓遇某卦之某卦者，乃筮得本卦而某爻变（阳爻变为阴爻，或阴爻变为阳爻），因而转为别一卦也。以筮法言之，主要在观本卦之变爻，然则可云遇某卦某爻”这种说法，又无疑是错误的。正是《左》、《国》里出现的“遇某卦之某卦”（即“×之×曰”），那不是卜筮上的“变卦”筮法，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作为《周易》每‘篇’里“繇题”的一种固定文本结构形式所形成的称法而已。所以春秋时人们在引用那种文本里的句子阐明事理时，同样是“×之×曰”。
总之，以《左传》一书所证实，在春秋时期，《周易》一书里还无“爻题”，即还没有把“九·六”数字作为“爻题”加进《周易》一书里。也有《左传》一书可知，今本《周易》文本起码在春秋时期，还没有定型，这应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今本《周易》就是在战国及西汉初期这段时间内看是何时定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