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传》里还有一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来说明事物的道理，同样不是用于筮卜的。如《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里记载的是一次在晋国绛城的郊外出现了龙，魏献子就龙的问题请教蔡墨。蔡墨解释了一大通，从以龙为姓氏的渊源，讲到设立的官职上，及水官的废弃，所以龙也捉不到了。在解释中并引用《周易》“乾”与“坤”篇里有关涉及到龙的句子内容，来说明古时是有龙的根据。蔡墨认为古时侯是有龙的，并以《周易》一书里出现有关龙的说法来作为依据。“如果不是早晚都见到，谁能够说出它们的状态呢？”（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蔡墨引用《周易》一书里有关龙的句子，来回答魏献子问龙的问题，以增强自己认为龙存在过的说服力。这里虽然蔡墨错误理解《周易》“乾”、“坤”两篇文章里出现的有龙之句，就认为古时有龙存在的依据。孰不知《周易》是用龙作比喻，是让君子学龙的那种伸屈变化的本领。但蔡墨并不是用《周易》里的句子如那些史巫用于筮卜，毕竟是引用《周易》的文章句子在阐明他要说的事物道理。这显而亦见是当作理论书来引用。

我们通过《左传》里记载的几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以增强阐明其论说的事情道理，这在后来的修辞学上叫“引用”。这可是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筮卜比类附会人事吉凶是两码子事。不能只看到《左传》里的记载了春秋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人事吉凶，而忽视春秋时期上层精英人士把《周易》看待成理论书籍而引用，在于阐明事物的道理，就不加分析的认为《周易》一书是筮卜之书。

以上是从《左传》一书里所举反映春秋时期两派人物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在史巫眼里《周易》的文辞成了通神的兆示人事吉凶的神谕，而上层贵族卿大夫人士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周易》一出现，在春秋时期就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观而同时存在着。

在《左传》一书里还有对《周易》一书的一种引用方式，不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句子阐明事理。

如《左传·宣公六年》：“楚人伐郑，取成而还。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主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这是记郑公子曾对伯廖说过想做周天子的卿士，伯廖就对别人说：“慢满毫无德行又贪婪，恰好应在《周易》里“丰之离”里的说法，不会过多久，就会有危险的。”这里的伯廖只是引用了《周易》的《丰》之“离”名称（“离”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丰》里的繇题），而并没有引用《丰》之“离”里的句子（因春秋《周易》文本《丰》里的第六繇辞是以“离”作为繇题，而《丰》之“离”里的内容则是“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直接来喻说事理。这里的《丰》之“离”内容正恰当的所隐喻的事理。果然时隔一年，郑公子曼满就被郑国人杀了。

又如《昭王元年》有一例，也不是占筮，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蛊”来说理。《昭王元年》里这样记载：“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这是医和为晋侯（平公）看病后出来和臣赵孟的一凡对话。医和引《周易》里的“蛊”来解释平公的病情，即从“蛊”字意上又从《蛊》卦符号取象上来解释平公病因。

用白话文看这两人的对话：“赵孟说：‘何为蛊’，医和说：‘这是沉迷女色惑乱所引起的，从文字上说，蛊有虫和皿组成。器皿里有虫就是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成飞蛾，也是蛊。’在《周易》里表示女子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也叫“蛊”。这都是同样的东西。”

医和为赵孟解释什么叫“蛊”，即从“蛊” 字的组成上解释，说谷子里生出的虫子，又认为《周易》里“蛊”是“女惑男，大风吹落山木”来解释什么是“蛊”。把“蛊”解释清楚了，也就说明了平公的病因了。医和从“蛊”字是有‘虫’与‘皿’组成，说明器皿里有虫子，这好理解是拆字分析法。后来就有以“拆字”来分析问命运吉凶的。又解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飞娥也是“蛊”，这也好理解。谷子是盛在器皿里才会生出虫子的。那么医和说的“女惑男，风落山”恐怕没有对八种取象筮卜上的专业知识就不好理解了。这是通过“蛊”里的“六联体”符号取象的说法（这种最早对《周易》的解释，对后世“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史巫筮卜，把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八种物象说，后来把《周易》一书也约定俗成的称卦了。那么《蛊》卦的画卦符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