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正是帛书《要》文里出现“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句话却被当今学界里认为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还是筮卜高手的证据了。
学界里一般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一百次占，有七十次**（或有的译：我占筮的准确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占的那一次（或有的译：就是用周梁山这种占法），也一定是取少数服从多数而已。”
这就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本来是反对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们“德行王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光辉形象给推翻了。孔子岂不是变成了一个没有智谋的好卜之徒了吗？把孔子说成不但不反对占筮，而且自己还常常筮卜。就出现在帛书《要》文里的那一句话，就要推翻《论语》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则可无大过矣”的孔子对《周易》如此的理性认识。显然靠《易传》佚文《要》里的那句话，就能证实孔子常常卜筮，这符合真实的孔子吗？这与《论语》一书所体现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不是相背离的吗？
帛书《易传》应是临时抄写本，不说难免有错漏之处。本身帛书《易传·要》文，前后的主题思想并不协调。后段文章内涵，显然与孔子思想是不相符的，（《要》文的章节，像是拼凑的文章，是战国后期论《易》者，假托孔子而发展出的“易学”新理论，这本是“易学”上的传统。《要》文后段出现的“天地四时”，“天道观”与“五行”理论，应是战国后期，王权思想上升时期的神秘主义思潮的东西，是与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学说不是一回事，即不属于一个思想体系。《要》文是儒门后学者创作时增加进去了时代的思潮。
至于《要》文里出现的“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是孔子在学生子贡质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来解释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为与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时，孔子用了两个内容的回答，出现了两个“子曰”，是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孔子“引典”，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信筮与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层意思才是孔子是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这与《论语·子路》里记述的“子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的说理格式是一样的。
孔子在引用“不恒其德，或承之着”时也没点明出处，而紧跟的是“子曰：不占而已矣”，才是孔子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孔子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同理《要》里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内容，也是两个层次。先是引用来说理，尔后才是孔子要阐述自己的“易学”观点。前一句“子曰”不能认为是孔子自己的行为做法，那样认为就错了。至于那句话“用典”现没有人知道出自何处，特别对“周梁山之占”更是难以解读，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说法，也只是一种假说。在学术界没有解读出这“周梁山之占”是何意时，就下结论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准确七十次”，这就成为孔子是常占筮的证据，这种认为是不能成立的，既是牵强附会的，也是错误的。
纵观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话。第一个“子曰”无疑是“引典”说明占卜为何出现“从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说自己占卜的经验方法。那句话是当今学界里没有正确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占而七十当”，解释为“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是把“而”解释“有”，把“当”从古意认为的“中”。而关键这句话的“而”做何解释，应该通篇内容分析考虑孔子的思想目的。无疑这“而”字不能当“有”讲，这里的“而”应当作“连词”里的如果讲。这句话是孔子引典来说明信占卜者的道理。虽然这引典“周梁山之占”不详出处，也不解其意。但通句并不表明是孔子“自己占一百次就有七十次**”行为。这一句话的译文应是“孔子说：‘我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当。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这分明是一种假设的说法，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们为何信筮的问题，并不是表述自己占筮的经验方法。而当今一些人从这句话里反而认为是孔子常占筮的证据，实是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句话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个“子曰”的内容就是继第一个问题，阐述自己对《易学》的立场，是非常明确表述自己的立场观点。“《易》我后其筮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那些把孔子说成是一个不但相信占筮，还是一个常占筮的人，简至是对孔子的亵渎。
再说，若按学界里认为“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理解认为孔子成了善于占筮的人。岂不与《要》文里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的说法相矛盾吗？子贡这说法不是已证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们，是反对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说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么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释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对卜筮的伟大思想家，却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发现了帛书《要》文里的一句话，而不能给于正确的理解，反尔把孔子说成是善于占卦的人，这岂不是又制造了一个天下奇冤吗？
孔子不但不信筮卜，还是一位反对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把《周易》从史筮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产生之后被史巫蒙羞，而孔子看懂了《周易》的义理。
孔子在对《周易》一书的论述，无疑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一面光辉的旗帜。那些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上，没能正确理解，而曲解孔子，应当彻底的纠正。否则一次次，轰动中外，又让众多学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发现，却变成了先秦进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证，那就适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实的证据材料还罢，可那是不慎重对待学问而产生的错误理解，势必造成学术上很坏的影响）。
如“竹书《周易》的发现，被研究竹书《周易》的权威学者所下的一个结论：“在《易学》研究中有所谓“九六”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九六”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时《周易》没有“九六”。楚竹书《周易》的问世，真相大白，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楚竹书《周易》的问世，证明了“九六”这个名称，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见“楚竹书《周易》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濮茅右着 2006年版）
笔者认为这种结论下的还过早。以“竹书《周易》”的发现，就认为“九·六”争论画上了句号，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且竹书《周易》资料鉴定时间的下限并未排除汉初。竹书《周易》是战国未期的传本。竹书《周易》只能证明战国末期《周易》已经有“九·六”之说了。而“九·六”之说也正是战国末期的产物。那么，竹书《周易》自然不能证明《周易》原创时就有“九·六”的称法，也不能说先秦时期《周易》已经有这些“九·六”之称。笔者认为“九·六”之争画上句号，正说明不是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九·六”之称，而是秦汉之际添加进《周易》文本的，说是先秦就存在的，显然是错误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