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大象》文产生在春秋后期，韩宣子在鲁太史那里见的“易象”，应是“大象”文章。那时的孔子还在孩童时期，说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不能成立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应让位于“易子”，即《周易》的作者。因《周易》一书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故这里笔者给出一个假定的名字。

若写中国哲学史不应从孔子写起，应从《周易》写在。《周易》是儒家的祖典。“大象”文的作者在“释”《周易》的过程中是发展了《周易》里的思想，自然是遵循了《周易》的义理观念，而不是随从于史巫之举，把《周易》看待成是一部筮卜之书。

从《大象》一文来看确实不同于《彖》文那样“释”《周易》时表现出战国后期时代的文化背景。而这“大象”文里没有刚柔阴阳的说法，也没有帝王的思想透露。“大象”文讲的是君子之德，向往的是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的政治理念，还没有上升到王权思想上来。“大象”文正是符会《周易》与《论语》两书时代的中间文化背景，应是春秋后期产生的文章。

“大象”文确实发展了《周易》里的思想观念，上升到一种新的思想高度。既有时代文化的特征，又承继了传统。是《周易》里君子之论的发展。

“大象”文在“释”《周易》过程中采用的是八种物象（即后来称之谓的八卦取象）来点明《周易》之题（即《周易》每篇），这与春秋时代史筮用八种物象比类联想“窥知”人事吉凶的时代文化背景相符合。

史巫在用八种物象（天、地、风、火、雷、泽、水、山）来比类人事吉凶。而思想家们也是用类象来论说事理，正是“大象”文里讲的“君子以类族辩物”的时代背景。

“大象”文里的言辞前的取象之说（及提及的八种物象），只是点出《周易》里的每篇名称后，而做出一凡经典论述，应是对《周易》每篇的总结与发挥，而并不是从“象”中引申出的道理。

先儒家的“君子论”成为整个后儒家（战国时期）所继承的典范。而这“大象”文里的君子之论，并不难理解，是通俗易懂。一些还已然成为今天脍灸人口的语言，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非礼弗履”、“恐惧修身”、“有过则改”等。

那六十四条“大象”文都可以称上是富于哲理的经典句子，确确实实是儒家的道德政治文章。但“君子论”并不是首创于“大象”文，其鼻祖是《周易》一书。我们不仿把《周易》一书里的“君子论”抄录如下：

《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

《坤》：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屯》：君子几不舍，往吝。

《小畜》：月几望，君子征凶。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谦》：谦亨，君子有终。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劳谦，君子有终，吉。

《观》：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观我生，君子无咎。

观其生，君子无咎。

《剥》：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遁》：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大壮》：小人用壮，君子用罔。

《明夷》：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解》：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夬》：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未济》：君子之光，有孚，吉。

在《周易》一书里共有十五篇里出现“君子”一词，虽然其它篇里没有出现“君子”一词，可同是为“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大象”文的“君子论”，是承继了《周易》里的君子理念。我们从上面所引述的《周易》一书里的“君子论”，是能够看明白《周易》建构的是一种政治理念。哪里是筮卜之书呢？自《周易》建构起君子理念的链条至到春秋战国的君子论都是这链条上的一环，并且是不断的发挥与发展，且具有时代的特色。

“大象”既继承了《周易》里的君子论，而又赋予君子新的道德政治内涵。但“大象”文释《周易》而阐发君子理念时看似是通过《周易》里的画符号的取象而类比联想出来的新思想，实则是对《周易》每篇文章的高度概括。其内涵是君子的道德与治国的观念。同样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是论述君子如何修德教民，治国安天下的政治道理。这六十四条“大象”文除少有用“先王”、“后”、“大人”外，其余全用“君子”一词。

从“大象”文释《周易》的体例来看，优如《诗》里的起兴那样。但“大象”文又不同于《诗》里的起兴那样写作手法。咋一看“大象”文用八种物象类如“起兴”，可又文不对题，风马牛不相及。可“大象”文就是按每一个画符号里已赋予进去的八种物象内容，点出《周易》每篇的名称而所发出的一凡道理来。如《遁》篇里所释《周易》的“大象”文是：“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这“天下有山”就是通过《遁》里的一个“六联体”符号的上三画为八经卦的“乾”卦符号取象为“天”，和下三画符号为八经卦里的“艮”卦符号取象为“山”。这些“八卦取象”是后于《周易》而产生的类象内容，也被后人看成是《周易》里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