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注《周易》分上下经六卷，并作《周易略例》一卷。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集中论述了“言”、“象”、“意”三者关系。
“夫象者，出言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现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若。”
对这一段之意何？学者有解释，不仿听听：“‘象’谓卦爻之象，‘意’谓义理。‘言’谓卦爻辞。王认为卦爻之象系为义理而设，作《易》者依据一定的义理而设立了相应的卦。以透过这些卦所表征，蕴示的物象，将相应的义理显出来，卦爻辞义系为卦爻之象而设，《易》中所有的卦爻之辞，都是依据相应的卦所表征，蕴示的卦爻之象而系属的。因此卦爻之象是彰显义理的最佳‘工具’。卦爻辞则是用以诠说卦爻之象最佳‘工具’。正因《易》中的卦爻辞系因相应的卦爻之象而发，所以人们即可以透过卦爻之辞而契会出相应的卦爻之象；正因《易》中的卦爻之象系因相应的义理而设，所以人们即可透过卦爻之象而玩味出相应的义理，《易》之义理因卦爻之象而得以豁显。《易》之卦爻之象因其卦爻之辞而得以昭着，这里王弼揭示出两种理路，其一是作《易》者原先建构《易》的理路，其二是治《易》者所宜秉持的契合解读《易》的理路。前一理路约而言之即‘意—象—言’。后一理路约而言之则为‘言—象—意’”。
若按学者这种解释，那么，王弼对《周易》的理解就完全错误了。王弼的说法完全是“象数”易学的理路，不过是“象数”义理卦爻式《周易》的理路，并不是“象数”八卦筮术上的理路吧了。至于“象数”义理而言《周易》，无论言的“象数”多与少，从“象数”释《周易》的义理，并无本质的差别。而差别在于王弼以《易传》里的《象传》、《系传》、《文言传》这些先秦儒家思想释解《周易》而已。而后汉所谓的象数学派释《易》者郑玄、虞翻、荀爽等，偏重于《易传》里的《系辞传》、《说卦传》这些后出的儒家思想释《易》方法。
如虞翻、郑玄对《咸》里的“咸亨利贞，取女吉”句的注释：“虞翻曰：咸，感也，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气交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故‘亨利贞，取女吉。’”
“郑玄曰：咸感也。艮为止。总为泽，山气下，泽气上，二气通而相应，以生万物，故曰‘咸’也。其于人也。嘉会礼通，利顺于义，干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之德，以下二下之女，正而相亲说，取之则吉也。”
虞、郑对《周易》“咸”里所谓卦辞的注释，一样取自《彖传》里的说法，《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这一样的是通过“卦象”而称《周易》，与王弼注《周易》从义理上说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运用“象数”说《周易》熟重熟轻而已。 别以为是王弼开创了义理释《周易》的先河；也别以为王弼扫“象”而取“意”（义理）；也别以为王弼把《周易》变得玄学化；也别以为现代那些学者说的《周易》本卜筮之书，是《易传》使其哲学化的说法就正确。而正是《周易》文辞本是义理之书，而是《易传》使其“象数”化了。而“象数”化《周易》本身是史巫筮卜的需要，是从所见《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画符号附加上“象数”，而派生出推演人事吉凶的方法与工具了，而又错把《周易》里文辞义理，当成占辞而用，自此才有“象数”《易》学的出现。“象数”易学可以说是以讹传讹的结果，是跟着史巫篡改《周易》一书体裁结构为筮卜工具，在六十四个画符号里添加进去“象”与《周易》结构里添加进去“数”的结果的错误认识，又将这种错误的“象数”学说诠释《周易》的义理来。
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以“象数”来注释的，所以王弼不可能例外，王弼一样的无法剥离《周易》上的“象数”说。才有了王弼的“象”、“言”、“意”注《周易》的范式化。
王弼以“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虽然所解释的不是《周易》文辞内容的思想含义，但毕竟王弼把《周易》作义理而释之，这是很可贵的，可贵之处没有把《周易》看作是筮卜之书，而看作是义理之书。这与把《周易》用“象数”筮术去解释运用，就是可贵的所在。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并没有走出先秦取象义理释《周易》的窠臼，那正是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的影响。已然走的是“象数”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所以才与《周易》的文辞思想不相符。若不能真正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术，就无法真正的认识《周易》一书的思想内涵，而不是“忘象得意”。而在“易学”史上又有谁能忘掉那些附加在《周易》里的卦象呢？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学”，所以王弼注《周易》，已然走的是“象数”注释《周易》的传统。只有剥离掉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学”，从《周易》文辞之意释文辞之理，才可得见《周易》一书的真思想。
我们通过摘自《周易注》一书里王弼所做的注来看，王弼与东汉郑玄、苟爽、虞翻开辟的汉象数新说注释《易》来看，只是谁用的“象数”孰多与孰少之分。后世赞王弼开辟了义理解释《周易》的殊荣过了头，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不外从“阴阳”、“刚柔”、“卦体”这些先秦及两汉注释《周易》而产生的“易学”内容中来。从王弼对《坤》里所注来看一样表现的是“天尊地卑”的王权专制思想，从一句《周易》文里“黄裳元吉”而发挥出“坤为臣道，美尽天下，夫体天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的这种王权之术。不论这种思想是《文言》里转换而来，还是受到《老子》一文里的思想，但都是王权专制里的等级有序、贵贱位列的价值观。
到魏晋南北朝中国进入分割并不统一的政治局面时期，虽然文人在精神文化方面也相对出现“自由”的空间，但文人又多是官僚阶级出身，而他们的精神又都是不自由的，无不在传统文化习惯的束缚之中。而做为精英文人，面对已然的政治高压之下，不得已而走向空旷玄灵的思潮中去了。在玄学清谈、仙道中追求人生。这对后世文人看重和向往的“魏晋风骨”，那只不过是对政治高压下人性的扭曲表征。在那风骨的光鲜表面下，是暗流涌动的刀光剑影。更多的是贵族集团政治的极端腐败，而文人思想理论的空洞无物，释解为道家“无”的思想体现，实乃是人格品质扭曲与堕落。因不合作的精英文人要莫饮剑失去思想的头颅，要莫按“道家”之术，隐遁于山林，消遥于江湖。式者是巅狂装傻，大智若愚，遮俺着思想的嘴巴。这后果只能是国民的悲惨与困顿。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王朝的精英阶层都以哗众取宠，聚众胡吹为能事，全然不顾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向，那么这个民族的下场可想而知了。所以西晋在“五胡乱华”、“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后嫔妃主虏辱于戎率”的局面下，而东晋偏安一方仍然是内讧频仍，“不思进取，主昏臣乱”的政治局面。魏晋给后世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就唯有那句“清谈误国”的经验教训吧？
虽然处于政治混乱的时代，文人士子并没有摆脱儒学独尊和大一统帝国的文化专制思想模式，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哲学的突破。这一时期里虽然大一统政治局面的一时不存在，但无论三国鼎立，或是南北分裂，而帝王专制体制已然存在。也没有人能寻找到制约专制的制度学说，虽然也有人提出过“无君论”的这种道家思想里的不符实际的空想，更是没有一套可操行的制度学说。即使分裂政治局面的国度里，一样并没有消弱王权专制体制，反而更吸取乱世经验，越来越加强专制集权的思想与教育，越来越使王权专制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