⑸《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候曰：‘求诸候，莫如勤王。诸候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候，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占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候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左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板于温，杀之于隰城。”

本卦例是筮出的《大有》，并得出的是《大有》中的以“睽”为繇题的繇辞，“公用享于天子”。此例中的“睽”是《大有》中的第三繇题。而今本《周易》“大有”卦里的第三爻辞不过是以“九三”为爻题。无论称繇辞或爻辞，其辞都是“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而这一筮里只引用“公用亨于天子”以及结合取象来解筮。此筮例中解筮出现的“战克而王亨，吉孰大焉”，是从繇辞“公用享于天子”分析出的说法。而“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是取象《大有》卦画中内卦“乾”卦为“天”，及《睽》卦画内卦“兑”为“泽”来解出的认为。即从《大有》卦中的一繇辞及《大有》卦画取象和繇题《睽》卦画取象等字义来联想、比附所认为是神示之意，以劝晋候(文公)勤王，而在诸候中树立威信，建立大业的计谋。

此筮例是在秦伯率军驻扎在黄河岸上，目的是为了护驾周襄王回周京的背景下。狐偃进言晋文公，讲了一凡勤王的道理，意在不能让秦伯护驾周天子，而让晋文公去勤王，树立威信，建立霸业。晋文公听了进言，就让龟卜与占筮来‘先知’此事的吉凶，才筮出此卦的。先是龟卜，卜偃卜出“黄帝战于阪泉的吉兆，而晋文公还要看看卜筮是吉是凶，又筮出《大有》卦里的“睽”繇辞“公用享于天子”，这不都兆示着文公所想事情的吉兆吗？卜偃又只取象《大有》与《睽》卦画里的“八卦”《乾》“天”与《兑》“泽”，认为“水泽授受着天日的照耀”，岂不都预示着晋文公心想事成么？最后也真的是迎接周襄王进入王城。

从这则卦例来看，算卦是假托，而狐偃的谋略进言才是真。岂能相信卜偃筮出的刚好是六十四卦繇辞中唯一的“公用享于天子”这句繇辞么？岂不相信那是卜偃顺口讲出的《大有》卦里“睽”繇题里的繇辞么？这只是给晋文公一个借口。即龟卜、筮卦都有神显示兆示，还不去干这事呢？文公也就有了信心。这种筮法，到像引用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文句直接说理的那样。不过八卦筮卜与直接引用《周易》里的文句阐明事理是不同的功用与性质。筮卜是“神道设教”之功用，更能迷惑人，更能使人迷信，因为那时的人们认为龟卜与揲蓍都是通天的工具，即与神沟通的工具，能先知得神灵兆示的吉凶‘天机’。自然卜筮是非理性的巫术迷信活动，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文辞阐明事理则是理性的人文智慧。

（6）《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这一筮例虽是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例子，但与《左传》中记载的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十一筮例中其它的筮例的筮法则不相同。其它十个筮例都是“变繇”筮法，而唯此例中所说的“是谓‘《艮》之《随》’”则不是“变繇”筮法，因为这“《艮》之《随》”之说，在春秋《周易》文本里的《艮》中是没有以“随”做“繇题”的。

此筮例先说的是“艮之八”，而太史解卦时说是“艮之随”。这筮例上的“八”说，在易学上虽有定论，是谓占出的一个不变卦，即没有“变爻”的卦，才称“八”。首先把《左传》里的筮例以今本《周易》释之，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春秋《周易》文本并不是爻式结构，焉能说“变爻”呢？除非这一筮例是其它卦书筮之的筮例。

而此卦是穆姜薨于东宫之前，即要搬入东宫时而进行的卜筮，所得的“卦”是“艮之八”。而让太史解释这一卦的吉凶时 ，太史在解卦时却说的是“艮之随”。那么，这里的“八”说是何意呢？又如何将“艮之八”变成是“艮之随”的说法呢？

此卦例筮出的是“艮之八”，而太史所言是“艮之随”。可这个“随”则不是《艮》卦的繇题，因春秋《周易》文本中的《艮》中没有以《随》来做繇题的。

若以《艮》卦画( )，从第一基础画变起，而得出六个不同的卦画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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