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周易》“有孚”（即“民本思想）理念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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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里的“君子”与“有孚”是一对政治哲学概念。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若“君子”是“体”，而“有孚”则是“用”，即“君子”是治国的主体，而“有孚”则是主体治国所实施的内容。“君子”是通过“有孚”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周易》一书里的“有孚”思想，是对西周初期“以德配天”哲学思想的突破。西周初期强调的“德”是来配合上帝意志。而《周易》倡导的“有孚”（爱民）则是关爱“小人”（百姓）为根本。《周易》作者把哲学从天上请回到人间。《周易》的哲学思想面对着的是现实社会，无疑排击了天命神学思想。

西周“以德配天”的使命角色是周王（也含王公贵族）。也就是说王的使命是以修德来配合天命（上帝意志）。而《周易》是强调“有孚”思想的承担实施的角色是“君子”（即“有国有家者”）。也就是说“君子”的政治使命是“有孚”，才能保有社会和谐与‘天下’太平。这就是《周易》里的“有孚再道，以明何咎”；“君子唯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君子之光，有孚，吉”所建构的“君子”施政的政治内涵。

那么，我们先看周初“以德配天”中“德”的内容。周初“以德配天”是指有了德行，才能配得上帝的欢心。这行“德”的主角者自然是周王，因为王的位置是上帝赐予的，这也是君权神授的思想来源。周初统治者认为，只有行“德”，才能配合上帝的意愿，否则就要失去上帝的眷顾。这是周初统治者，从商人夺得政权后一种神道说教的宣传，其目的也是以欺弄殷商失国的遗老遗少们而施行的统治方法。

周初尚德思潮高涨，辅佐周王的大臣向其反复叮咛“王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书·诏诰》）。周初统治者认为殷王失国，小周邦拥有了大殷国的天下，是殷王“惟不敬獗德，乃早坠厥命”（《诏诰》）的原因。若想“祈天永命”，只有敬德成为祈求上帝护佑的唯一途径。而周初所说的德之内容，主要是“无逸”，即代天行政的王，不可贪图安逸。当然还要虔诚地祭祀天地，与“上帝”不断地沟通。《无逸》里记周公向王的进言：“君子其无逸。”无逸的内容也包括体谅“知稼樯之艰难”。周公总结商亡的历史教训，认为商朝的前几代王都是勤勤恳恳，“不敢荒宁”。后来的王们就“生则逸”，“不知稼樯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才国破家亡的。而周人的祖先就是“克自抑畏”。至文王更是“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以此告诫成王不要沉迷于游玩，更不要像纣王沉湎于酒色。“德”是在于王的不贪图安逸，不过这里也多少体现的是把王的德行纳入“知小人之劳”的体察上。懂得“小人”稼樯之艰难，王自己就不去安逸了。而修德的目的，是配合上帝赋予的责任了，这也算是一种爱民的最初表述了。但周初“德”的最终目的是“聿修厥德，永言配命”（修养自身的德行，永远的配合天命）《大雅·文王》。就是有了德行的修养才可长配天命，保佑统治权臻于永远。

周初文献中多充满着告诫之辞，重视以德行而求得天命的保佑。而德行也是由来已久的统治思想，并不是周人的始创。周人的建国立制大抵是对殷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思想上继承了殷人的天命观，也继承发展了殷人“德、礼”思想。“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洒诰》）。周人自己这样说：“以前殷先哲王，引导百姓敬畏天威，自己明智修德”。

“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秉候旬，失引咸奔走”（《周书·君爽》）。这是说“由于殷王和百官都能相勉以德，于待人方面，显示亲切，所以不独小臣们，乃至远方的属国，都愿意供殷人驱使，为殷人效力”。

周人认为，要建立长久的统治，福佑子子孙孙，自然要以“德”来配合天命，“以德配天”的思想，实不过是一种新的政治需要与政治口号。“以德配天”无非是告诫幼王（成王）和王公贵族以修德政，保佑周王室的‘天下’永固。“以德配天”思想也不过是一种神教设教，以平息殷遗民的怨恨，而使其诚悦地归服。因为殷纣没有德行，才失去了天命不佑的资格，才失去了‘天下’。周初的“德”，即是王政的策略，又是统治殷民的一个借口，才被浓重的天命思想包裹着。“德”是配天的，而不是配合民意的，也不是达到人性完美的目的，这就失去了进步与积极意义。

我们且看《周书》里“德”的说法：

《金腾》：“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现在上天动了威严，来显明周公的美德）。

《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上天自然把天地中央的人及疆土交给了有明德的先王，后继王就只能用德来帮助迷途之民使之和悦，使他们悦服先王所受之命）。

《诏告》：“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所以希望我王能赶紧敬德，王如果能够敬德，就能求得长久的天命）。

《洛诰》：“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杨文，武烈，奉达天命”（您称杨伟大光明的美德，让我弘扬文王，武王的功业，答复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