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里的“有孚”，称法上虽区别于西周初期的“德”，又区别于后儒（孔孟）道德政治哲学里的“仁”。但《周易》里的“有孚”思想，却是先儒建构的“民本”理念，是后儒在此基础上继承与发展了“民本”思想。

“有孚”就是“仁政”，“仁政”的内涵就是“仁者爱人”。“有孚”就是让“君子”爱“小人”。而仁政同理也是让君主去爱百姓。《论语·颜渊》里讲：“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类下》里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孔子讲的“仁”，即爱人，是指君王对百姓的爱。故“仁”是《周易》“孚”的词语转换而已。

儒家仁爱，是让统治者爱百姓，是等差的爱，而不是平等之爱，体现的是统治之术。是孟子所说的“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在于先秦思想家看来，真正构成目的性之本是宗法血缘等级制度。正如墨子认为“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墨子·尚同》），其目的是维护君主制度。先秦诸子百家者，皆是为君主献计献策者。孟子说“诸侯有行仁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若诸侯王行孟子提出的仁政话，七年之内就能得天下。那么诸侯王实行仁政的目的是取得天下。“仁政”是一种得‘天下’术。而如秦王并非实行的是“仁政”，却得了天下。那么，孟子的政治主张只多是“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即辅助执政者的人只多是离开与搬走而已。若实行的是高压与恐怖政策，如何离开？向那里搬？这“仁政”又显得是多么苍白无力。

统治者无不体察认识到“民”是国家统治之根本。养民，爱民的“仁政”思想，是让统治者主动贴近百姓，是一种治国根本。养民，爱民的“仁政”思想，是让统治者主动贴近百姓，是一种治国之术而已。

“仁”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执政者的道德诉求和责任良知的理论预设。

儒家过分夸大了道德力量在社会历史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似乎形成了儒家政治观上的“道德决定论”。道德性完全是依赖于自觉的心性修为，并没有外在的强制性。而且很容易在非道德动机的驱动下，败下阵来。正像梁惠王那样，他只爱女人和钱财，孟子有怎奈何他呢？显然是儒家的“道德之国”的制度设计有缺陷。正因如此“道德性”在人治里成为虚设或虚伪的政治口号而已。只有在主体平等的法制之下，才能真正彰显出道德仁爱之心，否则道德治国之说只是欺骗和愚弄百姓的不二法宝。事实上传统里的政治哲学，只是一种道德治国的乌托邦。

先秦思想家们建构的“君子”道德治国理念，被后封封建社会里帝王所窃用，并自我标榜以德治国。不过历代所标榜的“以德治国”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且看胡守钧的《君子国的悲剧》一文中的说法，似乎回答了这一问题。

“且听鲁迅先生考察中国历史后的感叹：‘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致函老友许寿棠，宣示了《狂人日记》的宗旨便是揭露中国吃人的历史和吃人的社会，＂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为什么美妙的君子国理想，宣传的是人爱人，而实际带来的却是人吃人？

如果君主政体能按照仁爱的原则运作，当然会呈现人人互爱，天下太平的景象，这正是孔子所希望的，为此，他要求君主“为政以德”。自觉守礼，爱黎民百姓，不可＂言莫予违＂，搞一言堂。天下安危，国家治乱，民众祸福，唯系于君主的品德。若君主违礼不仁呢？大臣应诤：＂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甚至犯言直谏；＂勿欺也，则犯之。＂促使君主守礼行仁。君主若拒不纳谏该怎么办，按照礼的规定臣民们不是要遵守君臣之义，思不出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