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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对东西方“诗性智慧”形成理路辨析很是精辟的；然而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里涉及了一点《周易》的说法则是错误的。

《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这样说：“再如《周易》之中的‘瑶占’，即引用民谣进行占卜的类比推理：《明夷卦》云：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爻辞前四句是一首民谣，他同《诗经》中许多以鸟起兴的诗一样，头两句用明夷（水鸟）起兴，由明夷要掏干水才有鱼吃这一现象类比君子在旅途中找食不易，三天没吃的状况，瑶占的主旨在于说明行途之难。”（《诗经的文化阐释》42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叶先生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真正的理解《周易》。还处在《周易》是占卜书的错误认识上。叶先生把“明夷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说成瑶占是错误的。这不是引用民谣来占卜，这本身就是“兴”的手法。这是通过起兴来隐喻着君子受到迫害的道理。

《诗》开篇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就是“兴”，“兴”就是起兴，是借助其它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有的“兴”兼有发端与比喻的双重作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采用“起兴”的表现手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此是比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是叙述。这里的“明夷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就是起兴手法。“明夷与飞，垂其翼”是比喻；而“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是叙事。《周易》里还有“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同理“枯杨生稊”，“枯杨生华”是“兴”（兼有比喻）；而“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是叙事。

《明夷》里的“明夷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这既不是引用民谣来占卜，也不是讲君子途中找食不易。叶先生把明夷联想成是淘干水才有鱼吃的水鸟，来类比君子。旅途中找食不易，而没有理解“明夷”是“垂其翼”（明夷鸟受到了伤害）的，而正是以此来隐喻君子受到迫害。《明夷》篇里看不出是一种淘干水才有鱼吃的水鸟。叶先生引述《周易》“明夷”而出现的错误解释，关键是把《周易》看成是一部占卜之书的缘故了。如他所说:“《诗》、《书》、《易》、《礼》四部古书经，虽有祝颂，记言记事，占卜，仪式规范这四种内容上的差异，但究其本源，仍可视为巫师一职业的派生产物。仅以占卜之书《易》和祝颂歌之衍生物《诗》而言，二者的同源关系不仅体现在《易》中有瑶占的成分，而且体现在唱诗的盲乐人与占卜师出于巫职的事实上。”（《诗经的文化阐释》第322页）

《周易》的思维方法却与《诗》里的诗歌有渊源关系。但不是如叶先生上边说的那种关系。叶先生对《周易》不理解，但不应对《诗》也不理解。《诗》与西方的神话诗还是有区别的。《诗》是理性的产物，《周易》与《诗》怎能认为是巫师一职的派生产物呢？诗集的编篡也是理性的事物，是“礼”的需要。在“文”没有出现之前，是把“诗”作为载道的工具。才有孔子推崇《诗》，当然孔子晚而好《易》（周易），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周易》，也就不见论《易》（《周易》）的内容。孔子的时代也只能把《诗》来推崇，也自有其历史文化的背景。不过《诗经的文化阐述》里对“诗性智慧”的阐述作为认识中国先秦哲人用诗性思维建构起来的哲学，却有参考价值。通过对叶先生的文章的引述来看，大致可归纳为造成传统诗性智慧的以下因素，“社会历史条件”及“文化因素”，孔子的作用，渐进（中国）与激进（希腊）的哲学革命。

社会历史条件肯定是个成因，但叶先生并没有做出阐述，即无法知道东西方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才导致成不同的思维方式。

“文化因素”命题太宽泛不说，叶先生也没有解释是什么样的文化因素注定中国选择“诗性思维”。

“渐进与激进”的说法同理是个“概念”而没有定义。也不知道希腊是如何激进，而中国又是如何的渐进，更不要说是什么导致的激进与渐进文化的背后成因了。

至于孔子的作用，推动诗国文化，孔子会起到一些影响，但孔子之前已经产生了《周易》，《周易》的思维方式就是诗性智慧。再说孔子推崇“诗”本身是“果”，而不是“因”。是什么促使先秦哲人推崇诗性智慧，而没有产生理论思维呢？似乎叶先生并没有揭示出来。从《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中还不甚明白是什么导致“诗国文化”的背后因素。“诗性智慧”本是维柯创立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概念，但叶先生通过《诗经》文化而阐释“诗性智慧”却只字未提及维柯及其《新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