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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而述：中西文明的路径是地理条件的因素，起初因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人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构建了不同的文化环境，自然与社会构成人类生存活动的天地。人类无法脱离他成长生活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人类无不打上各自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文化印痕。

古希腊建立于商业贸易文明的根基上；而中国古代建立于农耕文明的根基上。这是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在人类文明之初所起的决定作用。这正是西方文化为何是“突破性”，而中国在古代文化为何是“连续性”的成因。

“突破性”文化所体现的是批判与创新。

“连续性”文化所体现的是崇拜与迷信。

我们再回过头来对《周易》一书的认识，不但明白《周易》是什么，而且也理解《周易》为何是那样的，即明白《周易》为何是诗性智慧的语言与思维；也明白《周易》为何讲“君子”之治的政治学说，并架构出的“民本”理念，而贯穿其后近3000年前后封建时代，并成为社会政治意识的价值核心。

《周易》不可能脱离西周的社会文化背景，《周易》正是西周血缘宗法制度里的宗法意识思想的反映。

我们也由此理解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为代表的重要特征，是“连续性”，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与自然关系的紧密的结合。不同于西方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

也就能理解中国古代文明有着“萨满文化”的特征，因为中国文化特征是个“连续性”，才导致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这“延续”下来的根本因素，不能不认为与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

因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对不同的民族生存发展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在古代社会里起着的决定作用。

也由此而知《周易》哲学产生的思想性与方法性，无不与其特定的历史时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