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有名有姓可考的荀子也曾说过“善《易》者不占”(因为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些《易传》可以说是无名氏之作)。荀子的“善易者不占”是出自《荀子·大略》：“善诗者不说，善易者不占，善礼者不相。”这句话的白话文应是“善于研治《诗》的人不作解说，善于研治《易》的人不占卜。善于研治《礼》的人不辅助行礼。”
荀子认为的《周易》，若完善或完整的领会其精神实质，就不会去占卜了。显然荀子眼里的《周易》并不是讲筮卜的筮卜书，是义理之书。只有那些没能够领会其实质内涵的人才把《周易》当成筮卜之书看待，这是再明确不过的说法了。
虽然《大略》篇被研究者认为是荀子弟子所记，但不失为荀子的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王学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一书在对自然观上的认识是理性的，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无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贰，则不能祸。”
这是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这就是“天人相分”的理念。但《荀子》一书不为后封建社会里承认为儒家经典列为“经”书，而是排除在外。后封建社会里的统治者的专政下需要的是愚民意识，自然像《荀子》之学能够开民智的东西是不能被专制家天下所承认的。
而先秦时期在对《周易》一书的再认识过程，一面对巫术神学迷信进行排击，不能不承认，先秦时期如孔子，孙武，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进行过一场“祛魅”过程，但他们一面排击巫术筮卜，可另一面所向往的是王权专制，待到真的大一统家天下之治实现后，也标置着“祛魅”过终的终结，而神秘主义与专制思想学说铺天盖地而来，这也许使先秦那些文化精英无法想象，也始料不及迎来的是一个帝王专制时代，并且又是如此的漫长。
战国荀子的“善《易》者不占”，即彰显了《周易》的义理，又排击了筮卜。这是一个方面的对《周易》的论述，而另一方面在荀子之前的庄子不但把《易》归位六经之一，同时又认为“《易》以道阴阳”的书籍。这可是继孔子（帛书要文里的说法）说法的不同。《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份。”
在战国时期应是阴阳学说兴起的时期，《庄子》一书里已有不少对阴阳的表述。那么《庄子》里解释“《易》以道阴阳”。也就不觉奇怪了，庄子能把《易》列为六经之一，那么认为“《易》以道阴阳”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也与战国时期的“易学”里用阴阳学说解释与论述《周易》并不矛盾，是与时代的背景相一致。
《庄子》里的“《易》以道阴阳”，应是指《周易》一书的主旨而言。把《周易》一书理解成是阴阳思想学说的书。这里的“道”应是指规律，思想讲。
自战国阴阳学说兴起，“阴阳”成为东方哲学上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与范畴。并且是极富于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哲学范畴。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元素了。
《庄子》里把《周易》说成是“以道阴阳”，正是符合战国后期文化思潮之背景。《庄子》里说的《易》以道阴阳这是继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说法后，又出现的一种认识。认为《周易》是讲阴阳变化规律的书。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到今天。
无论孔子说的《周易》有思辨能使人智慧的书，还是庄子说的《周易》是阴阳变化之道的书。但都认为《周易》是一部理论书。庄子也没有说“《易》以道筮卜”，并没有把《周易》看成是一部讲占筮的书。到战国时期已把《周易》定性为讲“阴阳之道”的书了。《系辞传》里终于把“阴阳”上升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高度。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论《易》（指《周易》）的说法也在发展。这正是古代“易学”发展史上的特色。从“易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引申发挥与曲解附会相伴的学术史。
《庄子》里的“《易》以道阴阳”是以战国时代的说法来认识《周易》。但毕竟不是从筮卜上去认识《周易》，只是把《周易》赋予了阴阳概念。这与战国后期产生的“易学”文章里用阴阳释解与论述《周易》，是与同时代的文化思潮影响所至不无关系。比如当今所用的新名词来解释《周易》那样，说什么“周易科学”的那种说法。
战国后期阴阳学说盛行，把宇宙天地自然规律，总结概括抽象为“阴阳”学说。又用“阴阳”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模式。以“阴阳”论《易》（即《周易》），是把时代的新思想新学说装进“易学”构架里去了。
正如春秋史巫，把筮卜术附在《周易》身上那样，从画符号里附会引申出八卦取象，以类人事吉凶，而说成是《周易》筮卜。而战国后期的“易学”里把阴阳附在《周易》身上那样，把画符号赋予上阴阳之属性。《周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易学”也随着发展。而附会曲解《周易》成为无限庞杂的一门“易学”学问了。这正是没有真正解读过《周易》一书的真实内涵，才任人任意的去解释了。
又因战国后期邹衍成为“阴阳五行”学说集大成者，创五德始终与五行相生说。阴阳哲学也终于为王权专制等级有序制度寻找到一个极富有天经地义上存在的理论学说来。“天尊地卑，主尊臣卑，男尊女卑”，被烙上永世不得变更的魔咒。“天不变，道以不变”。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无不打上了阴阳的烙印。
以阴阳论《周易》之根本，正是庄子或庄子后学者受到战国阴阳学说的影响所致。因《周易》一书里本无阴阳之说，也不是讲阴阳变化的道理。《周易》一书里只有《恒》篇中出现一个树荫的荫字。《周易》时代还没有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世界。阴阳哲学是《周易》的后学。《周易》一书即不涉及自然变化与生成之道的本体学说，也不讲世界本源的生成理论。《周易》不属于自然哲学范畴，而《周易》自有其自己的哲学内涵，只是人们无法解读，才造成众说纷纭的说法来。
战国时期把《周易》说成是阴阳学说之根本，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学说产生与超越的一种模式。特别是后封建的帝王社会里，一部“易学”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与超越的生成史。这就不难理解“易以道阴阳”的说法了。
总之，我们从战国时期里的典章书籍与诸子学者对《易》（《周易》）的引用及论述。已知战国时期无疑把《周易》一书恢复到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为六经的地位，《周易》已经被洗脱去史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恢复到本为理论书籍的地位。无疑这是时代的进步与诸精英学者的“祛魅”功绩。
从战国书籍所引用《周易》一书内容文句来看，并不反映《周易》一书的格式问题。既不出现繇称格式引用，也没出现六·九爻称格式的引用。不象《易传》里的《小象传》与《系辞传》里所引用《周易》里文辞，已反映的是六·九数字爻称的《周易》(今本《周易》)。故战国时期的《周易》文本，传承的应是春秋《周易》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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