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理论上给予《周易》义理阐述，到战国时代，在诸子的典章书籍里，已没有了以《周易》占筮的记录，并且从理论上排击占筮思想。

虽自秦汉帝王专制始，巫术阴阳占术复兴，但两汉并没有保留以《周易》卜筮的例子。而理论上虽有把《周易》筮术化（《系辞传》）。自“三圣”《周易》说成为易学上的权威，《周易》也成为五经之首的《易经》内容之一(《易经》包括《周易》与《易传》，成帝制时期经典书籍，看重的是《周易》里文辞上的思想内涵，并不是当作算卦书而尊奉为“经“的。

又因自西汉京房建构出新的“八卦纳甲”筮术把《周易》的“文辞”客观上从八卦占筮中分离出去。算卦上不再如春秋时借以《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而比类人事吉凶，而采用的是五行生克出六亲模式，并通过四季、月令、旺象而比类人事吉凶，客观上对恢复《周易》义理的研究不在受占筮说的影响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自此后算卦上皆是以“八卦纳甲“术，至到今天。

两汉不见有把《周易》的文辞当占辞了筮例，整个帝制时期至今天都没有以《周易》当卜筮之书而筮之(算卦)的。

三是《周易》学术上(帝制至今称“易学“)

东周至今无论以“象“说，或象数“解释《周易》，占绝对数是从“义理“上阐述《周易》的。

虽有《系辞》论述《周易》时，说其有“占”的一个方面的功能外，还是主要论述《周易》里义理文章。

而唯有到帝制里的南宋朱熹，既把《周易》说成是“本是卜筮之书“，又把《周易》注释成“占“(占卜)之内容。

在帝制时期里也唯有王弼继承了先秦义理释解《周易》的《易传》传统。其后义理释《周易》无论所谓的象数派或义理在注释时所运用“象数“是熟重熟轻而已。

但这里还有一个现象，即帝制时期与先秦也有所不同，先秦在以“象”(只有取象而爻位数字，即象数，这与《周易》文本有关)注释《周易》一书的义理时，在理论上并无双重性质的看待《周易》(从帝制时《易传·系辞》开始双重性质论述《周易》)。自此帝制时期至今(除朱熹外)，即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又从“象数“义理上注释《周易》。而唯王弼以象数注释《周易》时不涉及《周易》性质的理论，也把《易传》里凡带“卦”称的的《易传》文章排除在外而不做注。唯王弼例外，古代凡对《周易》注释的象数义理者没有不认为《周易》有占的功能，这是受《系辞传》的影响，更是今本《周易》结构形式影响所致。

从历史发展上来看，不外这三大主流对待《周易》的。

从三大主流说《周易》，注解《周易》，引用《周易》来看，对《周易》一书依然是偏重于义理学说。这正是后封建社会里一直把《易》作为“经”首地位并没有动摇过的根本所在。后封建社会里看重的正是义理的《周易》，而不是外在形式筮卜的《周易》。

那么，《周易》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我们给《周易》下个定义:

“ 《周易》不等于《易经》(因《易经》包括《周易》与《易传》)，《周易》一书是产生于西周后期的一部曾借用前人创立的记事符号(商代已经使用)六十四画符号(被后人篡改用之和称之的“六十四卦画”)为题序而编写出六十四篇文章所组成的为君子(周天子血统的诸侯、贵族)们讲述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书。按现代哲学分类，应属政治哲学书。

《周易》政治哲学构建了君子这一政治理念。

《周易》政治哲学构建了“民本”思想。

《周易》作者是先秦儒家创始人。

《周易》政治哲学启蒙了中国的轴心文明，即先秦的百家争鸣。

《周易》作者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位哲学家。

《周易》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哲学。”

这就我们要正本清源《周易》的目的。

前面已讲过《周易》的文本已是被两次篡改过的文本，才变成算卦格式的《周易》(即从繇式到数字爻题《周易》)。

我们又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探源，《周易》所用那套符号只是文章的排序而已，因《周易》每篇文章含义与符号没有内容上的关系(这是我们从译解《周易》六十四文内容所证明的)。

再一是我们正确的译解了《周易》六十四篇文章的政治哲学含义，这也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大发现。并且我们也考证出八卦筮术是由《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后来衍生出的东西，不是《周易》本出的东西，与《周易》无关。是后人对《周易》的错误认为，《周易》为八卦筮术背了黑锅(后面我们讲述八卦的源流，证明这说法)。

总之，《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与卜筮不沾边。这是我们对《周易》一书的考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说了《周易》一书的性质问题，接下来我们再简述帝制至今天对《周易》这一称谓上的混乱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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