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乾》是《周易》里的第一篇文章，所论述的也是首要的政治问题。即“天下”如何来治，有什么人来治的问题。作者站在时代的前沿把脉政治，提出的政治理念“群龙无首吉”。也隐含着反对霸权，向往的是“君子”之间和平共治，达到天下太平。然而，《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被后来王权专制思潮所遮蔽。因为《周易》一书里的君子共治的哲学思想与王权专制思想是项背的，所以王权专制思想把《周易》扭曲成卜筮之说，意在遮蔽其政治哲学思想。
《乾》是一篇政治文章，是围绕着“君子”如何之为，而阐述的政治道理。这种为政之道为后世儒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能“韦编三绝”，正是孔子看懂了《周易》，才会把《周易》一书行随不离，朝夕相处的去研读。因为《周易》一书的义理，彰显着人生智慧与忧患意识。当然孔子看到的是《周易》里的君子为政的道德理念，而不是什么卜筮之说。把《周易》当成卜筮书，是巫史的偷梁换柱，以及后来王权专制制度里的神秘主义者的借题邪说。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里，以及“以德配天”的神道设教里，一部《周易》的出现，正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突破了西周时期的神权思想，同时《周易》构建出了“君子”治世的政治理念。一部《周易》开启了中国哲学的大门。一部《周易》启蒙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并成为先秦哲学的思想源泉。
在属地上最早文献记载(《左传》)，对《周易》一书的最早认识上，却是史巫以卜筮面目出现，是史巫看到《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又有文辞，就改编为“繇式”结构，用于筮卜人事吉凶。那是史巫的错误认识，不等于《周易》本初就是为筮卜而创作。也不等于《周易》就是讲卜筮的。得看《周易》一书里说了什么？要看内容思想。而不应被《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抛开《周易》一书里的思想内容，而认为是筮卜之书。更不能被今本《周易》的数字爻题所迷惑。
也正是由《左传》一书记载了“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而印证了《周易》文本被篡改的历史真相。春秋文本《周易》所用《周易》名称做为繇题成为《周易》被篡改的有力证据，因《周易》原创本没有名称，名称是后来添上的，说明繇题式《周易》(春秋文本)无疑是是后出的。
而在《左传》里同样又有另一面的记载，即把《周易》当作如《诗》、《书》那样的性质来看待，来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做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物的道理，是与史巫筮卜完全是不同的认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左传》里记载的有几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以增强阐明其论说的事情道理，这在后来的修辞学上叫“引用”。这可是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筮卜比类附会人事吉凶是两码子事。不能只看到《左传》里的记载了春秋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人事吉凶，而忽视春秋时期上层人士把《周易》看待成理论书籍而引用在于阐明事物的道理，就不加分析的认为《周易》一书是筮卜之书。
并且由《左传》一书记载引用《周易》一书文句例子，可以再现《周易》文本格式来。特别是可通过《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所引用《乾》里凡带“龙“的句子内容及称谓，由此再现春秋《周易》文本的内容格式。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根据这里的说法，我们由此再现《周易·乾》的内容格式：
“《乾》
姤：潜龙勿用。
同人：见龙在田。
大有：飞龙在天。
夬：亢龙有悔。
坤：见群龙无首，吉。”
以上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所引用的内容，凡是《乾》里带龙的句子被引用时所出现的称法与内容。
我们可通过今本《周易·乾》里的内容来看，同样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例子中的带龙内容。现将今本《周易·乾》卦内容列举如下：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我们通过今本《周易·乾》卦结构形式及内容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周易·乾》里的凡带龙的内容及称谓对比来看，《左传》里出现的引用《乾》里带龙的句子等同于今本《周易》“乾”卦里带龙的“爻辞”。
现列举如下：
《乾》之“姤”＝“《乾》里的“初九“
《乾》之“同人”＝《乾》里的“九二”
《乾》之“大有”＝《乾》里的“九五”
《乾》之“夬”＝《乾》里的“上九”
《乾》之“坤”＝《乾》里的“用九”
我们通过这一引例中的称谓及内容，发现“春秋《周易》文本，以《周易》一书里的符号及名称，作为《周易》每篇里“繇”曰（或称“繇”）的排列规律。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周易·乾》里凡带龙的句子称谓是“姤”、“同人”、“大有”、“夬”、“坤”，即五句话。而我们可从今本《周易·乾》卦里看到的一共是‘八句话’，分别是：一句是《乾》卦的卦辞，即“元亨利贞”。有六句是所谓的“爻辞”，从“初六”到“上九”的称谓及爻辞内容。还有一句为“用九”的称谓，其爻辞是“见群龙无首，吉”。其中六句的爻辞里有两句爻辞，即“九三”与“九四”爻辞中没有带“龙”一说。所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引用中就没有引用这没带龙的两句话。若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的引用称法，来恢复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乾》篇，就是如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
( )乾，元亨利贞。
( )姤：潜龙勿用。
( )同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 )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 )小畜：或跃，在渊，无咎。
( )大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 )夬：亢龙有悔。
( )坤：见群龙无首，吉。
(注:每个名称前是有一个“六联体”的符号，就是根据这个符号以此变化才得出另一个符号和名称来，因打不出符号，此处略)
这就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内容格式，这种结构形式，正是以《周易》一书里的符号及名称来排序《周易》每篇里的句子题目，也可称为“句题”或“句称”。《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出现过“其繇曰”，说明那时把《周易》里的句子看成“繇”了。无论是筮卜，还是引用，都出现的是“某之某曰”这种称谓，我们在论述“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时，还是以“繇”或“繇称”这种称法。
从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结构形式来看，《乾》里是用《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来排序其繇称的。反过来说，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及名称来排序每篇里的繇称。从春秋《周易》文本《乾》里的“繇称”排序方法来看，是有《乾》的本位符号（即“—”这种画道的组合的六联体）为基准，通过初画变起（即“—”变为“－－”），由此可变出六个不同的六联体“画符号”，来作为六个文句的繇称（春秋《周易》文本里六十四篇里的《乾》与《坤》各多出一句繇称，其它均是六句繇辞与六个“繇称”。
《乾》里的画符号是“”(因打不出这种符号，故空去)，通过《乾》符号的初画“—”变“－－”（这个符号在春秋时候是这样写的“∧”），那么，就会得出另一个“画符号”来，通过对《乾》的“画符号”初画的改变，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画符号即《姤》的符号。再通过对第二“画道”进行改变，就又变出一个不与相同的六联体“画符号”来，以此类推可通过《乾》符号里的六个划道的改变，就会变出六个属于“六十四画符号”里的六个不相同的“画符号”来，也就得出六个名称来。
从《乾》里看到的“繇称”排列方法，由此推而广之，整个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六十四内容，均是这种排列方法(这也是由《周易》“筮之“和“有之“例子的称谓，都能一一对应的)。即春秋时期对《周易》六十四文变成“繇称”文本时，是以每篇里所用的“画符号”作基准，如《乾》里的那种排列方法（当然，《周易》六十四文里，唯有《乾》与《坤》被多分割出一句“繇称”。《乾》里的最后一句“繇称”为“坤”，《坤》里最后的一句“繇称”为“乾”）。而且这种“繇称”是固定不变的。即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为“繇称”的排列结构形式。所以，无论《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才会出现那种相同的称谓，即“×之×曰”。如，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刚好筮出的是《乾》里的“姤”繇辞，就要以这一句“繇辞”来“解读”所问的人事吉凶。史巫就先会把这一句“繇”文说出来，史巫就会说“以《周易》筮之，遇《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
若是某一人士，正想引用这种《周易》文本《乾》里的这句话，来阐明事理时，就会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显然，《左传》里出现的，无论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的例子，使用的是一种《周易》文本，即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繇称的《周易》文本。
由此说明我们今天所用的
以六·九数字卦爻式《周易》，是个不断被篡改的过程，并不是历史上原创《周易》文本格式。故原创《周易》是部哲学，是为“君子”(周天子血统的诸侯、贵族)们讲述“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书。按现代哲学分类，应属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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