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者用睿智的眼光看得人生命运上的坎坷。这种坎坷是作者从社会历史与现实所得出的，作者更清楚的认识到“坎”的社会因素。这依然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道理。为君子讲述为何坎坷险恶随时来到身边呢？在作者生活的时代里，已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官僚制度社会，而官道路途已是一个高风险的路途。因为那时，无论是周王，或是诸侯国君，都是处于家长制的政治体制。为官之道犹如“履虎尾”。作者不难从历史或现实中取得的认识经验。事实上《周易》以后的王权时代，或是后封建社会里的帝王时代，专制越来越更甚于以往。对做官的来说是“坎险且枕”，即“坎坷险恶随时就会来到身边”。这是非常真实的写照。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也从不去设计改造这条险恶之路。即不从制度上去设计改造这条诱人死亡的官道成为平坦无险的政治途径。那也许就没有了那些作福作威一显做官者与百姓的不同。所以无论是先秦，或是后封建社会；也无论是儒家，或是道家。他们找到的是“道德自束”来规避那种风险与不幸。正是《周易》作者最早从个人品质上去修省作为规避官道上的风险的法宝。即从个人品德上的完善，而规避政治上的风险。即“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的这种道德的说教。以宣教自我内心的道德修养，来抵制外界强大的名利诱惑。也就形成了中国当官者双重人格的形成。所以才形成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口是心非者。口里说一套，而心里是另想一套；台面上讲一套，而台下是另做的一套。故靠道德说教是无法使官吏抵御世俗权利与财富的诱惑。道德治国论在专制权力面前从来就是苍白无力的，只是为统治者愚弄百姓的把戏而已。只有主体平等了，才彰显道德的功能。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酒具。“簋（guǐ）”：古代盛放饭食的器皿。“牖（you）”：古代中室与堂之间的窗子；后泛指窗；此处应指室内。“缶（fou）”：古代一种大肚子小口儿的瓦器。

本段意思是“一尊酒，两器具的事物，用瓦器盛着，节俭而用，自己开导自己，最终没有害咎。”

《周易》作者最早给统治者设计的是从“道德”上来规避险恶，而不是从制度上去设计。这里讲的如后来道家的思想，也如苦修士的生活方式，来抵御名利的诱惑。去规避那“不做高官不害怕，不享荣华心不惊”的政治风险。单靠道德说教最终不是办法，也阻挡不了多少人想十年寒窗而憧憬那“黄金屋”与“颜如玉”的诱惑，而成为人上人。规避不是办法，直面才是出路。可中国几千年的儒者苦苦不能寻找到一条无风无险的政治途径，及长治久安的太平制度。

我们的《周易》作者只能睿智的从经验上提出这个世界上最早的“道德修省”的政治理念，来规避政治风险。这就是“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的含义。可这对统治者以道德宣教，想使他们自觉觉悟是根本不可能的。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盈”:引申为圆满无缺。“祗”:小丘。

本段意是“人生的路途坎坷，不能圆满；既有山丘，且又有平川，这也无所怨咎。”本句是承上一句内容的继续，提醒人们用平常的心态看待人生的坎坷不平。人生的路途如同有山又有川那样。你就用平常心去看待去接受，也就没有什么不理解，或什么怨咎了。这是古人的认识论。多从自然来比类启示平衡对世间的不公，而消弭人心的怨恨。也叫天经地义的接受那不公的社会制度与人生。但《周易》并没有走进神秘主义与王权专制思想。而是以自然观来辩证的说明应客观的对待事物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后封建社会里神秘主义的人生观，即为帝王社会里的等级制度寻找到一个天经地义上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理论根据。

“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这最后一段，是用事实来教育“君子”。为“君子”敲响仕途上的警钟。即在政治仕途上别贪婪，坚守本分。否则陷入囹圄，不幸真的就出现了。

“徽”：三股线和成的绳索；捆绑。“纆（mò）”：绳。“徽纆”：用绳索捆绑。“丛棘”：古代拘禁犯人的地方，四周用棘堵塞，犯人不得脱走。这一句是说“等到用绳子捆绑着，放到拘禁犯人的地方，三年不能获释，岂不就凶险了。”

本篇依然是为君子写的警示与告诫。但具有普片的教育意义。既是人生的忧思录，又凸显着强烈的人生忧患意识。

本篇主要是为“君子”讲述政治仕途上时刻警惕莫陷入“坎窞”之中的告诫。为了规避政治上风险，要时刻坚守信念，即以爱为准则，就避免灾难临头，身陷牢狱。《周易》每篇都是警示之作，既带有忧患意识，又是为人生树立信仰的标杆，并为人生指明着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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