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濮茅左着的[楚竹书《周易》研究]一书来看，竹书《周易》涉及三十四卦内容。写《周易》的竹简，经鉴定距今时间为 2257 ± 65 年。研究者认为标本的时间为战国晚期。
通过对比（今）、（帛）、（竹）三种历史上的今本《周易》版本里的卦画符号的写法，虽写法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
因构成今本《周易》“卦符号”是有两种基础符号“—”与“－－”所组合而成。正确地说法是“六十四画符号”产生时，就是有这两种基础符号组成。当然早期里的“六十四画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主要是“十／∧”或“—／八”。
楚竹书《周易》，即竹简上书写的《周易》卦符号，就是有这“—／八”两种基础符号组合的“六联体”。而帛书《周易》里的卦符号是有“—／┛∟”这两种基础符号组合的“六联体”。我们知道今本《周易》里的“卦符号”是有“—”与“－－”所组合成的“六联体”。无论以“一／八”或“—／┛∟”这种写法，都应看待通行本《周易》里的“一／－－”一样，这主要是因为时代不同的所致。那么，无论竹书《周易》，或是帛书《周易》，它们里的卦画符号同今本《周易》里的卦画符号没有本质区别，都称卦符号。
我们已知所谓的楚竹书《周易》与后世的《周易》版本没有本质区别，即都是以“数字”作爻题的卦爻式《周易》文本。不过帛书《周易》时期，已将研究《周易》的一些学术文章，作为《周易》的辅助内容保存在一起。而所谓的楚竹书《周易》的出现，却未发现有研究《周易》的学术文章出现。是否竹书《周易》时期，研究《周易》的一些学术文章还没有流行于世，就不得而知了。总之，竹书《周易》只有卦爻内容，而无《传》文出现，这是与后来的《周易》版本的不同。以上我们所认识的是两千多年前，将卦爻式《周易》抄写在竹简上，即学界所说的楚竹书《周易》。
(4)考古发现今本《周易》的改造版本
若按竹简上抄写的卦爻式《周易》来说，那么，还有一种将卦爻式《周易》里的内容进行添加，即改造版的卦爻式《周易》，也抄写在竹简上，被考古所发现，这就是被学界称谓的“阜阳汉简《周易”。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汉简《周易》”的内容及结构形式。
当今学界里称的“阜阳汉简《周易》”，严格的说，被考古发现的阜阳汉墓里竹简上的改造了的《周易》，不能称阜阳汉简《周易》（或称汉简《周易》），因为阜阳汉墓出土的竹简上写的《周易》已与今本《周易》的内容（即与今本《周易》的卦爻辞）不相同了，已不是今本《周易》的另种版本了。所谓阜阳汉简《周易》是在今本《周易》的卦爻辞后面，又增添进去了“卜事之辞”。所以，正确地称法，应称“阜阳汉简改造版今本《周易》”或称“阜阳汉简今本《周易》改造版”。
根据阜阳汉简《周易》的相关报道资料综合来看，所谓汉简《周易》是1977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在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墓发掘出土。并根据墓中出土的简牍，研究者认为，墓主是西汉汝阴侯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夫妇之墓，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 (公元前165年)。竹简原在椁室东边箱漆笥内。因墓葬早期被盗，椁板塌毁，竹简被挤压成块状，受到严重破坏。简片经细心揭剥分离，但皆已残断。竹简形制、编联均无明显特征可寻。后整理出三百多个破碎的简片，包括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其中有卦画、卦辞的九片，有爻辞的六十多片。阜阳汉简《周易》保存下来的卦画仅有五个，分别是大有卦、林(临)卦、贲卦、大过卦、离卦。阜阳汉简《周易》卜事之辞为固定的格式，指出各种天象和人事的吉凶，如晴雨、田渔(田猎和捕鱼)、征战、事君、求官、行旅、出亡、嫁娶、疾病等等。
对阜阳汉简《周易》的内容情况，我们再引李学勤先生的一段文章：
“下面介绍一下双古堆简里面的《周易》……原阜阳博物馆馆长韩自强先生最近出版了《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包括了全部《周易》残简、照片、摹本、释文，简片有752号，内容比较多。这个《周易》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关系怎样？它与马王堆的帛书本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一样，它只有《周易》经文，且每简一条。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其卦序，但没有理由认为与帛书经文卦序一样。它有一个特点，在卦爻辞之后，是卜事之辞。这些卜事之辞可与西汉中期褚少孙所补《史记·龟策列传》中龟卜之辞比较，而《龟策列传》的内容是抄录当时太卜占卜的占辞。卜事之辞每卦都有，因而可以肯定应该有六十四条卜事之辞。例如：《同人》卦，爻辞“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卜事之辞说：“卜有罪者，凶；卜战斗，敌强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癃。”又如《大过》爻辞“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卜事之辞说：“卜病者，不死；卜战斗，敌强有胜；有罪而迁徙。”当然，占卜不只是卜病、战斗、有罪，还可以卜贵、贫富、君子小人等。”（《周易二十讲》廖明春选编 华夏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00页）
下面是‘阜阳汉简《周易》’的残简摹本：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通过所谓‘阜阳汉简《周易》’摹本来看，阜阳出土的汉简确实破碎不堪。但通过学者研究，公认在卦爻辞之后，是添加了卜事之辞。而且这种卜事之辞为固定的格式，指出各种天象和人事的吉凶，如晴雨、田渔(田猎和捕鱼)、征战、事君、求官、行旅、出亡、嫁娶、疾病等等。正如李学勤先生的举例：“《同人》卦，爻辞“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卜事之辞说：“卜有罪者，凶；卜战斗，敌强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癃。”又如《大过》爻辞“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卜事之辞说：“卜病者，不死；卜战斗，敌强有胜；有罪而迁徙。”
通过李学勤对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竹简上的今本《周易》改造内容介绍来看，这种改造版今本《周易》是在定型了的今本《周易》内容（即卦爻辞）上又增加进去占断之辞。这是搞筮卜的人们，深感那种卦爻式《周易》（即今本《周易》）里的卦爻辞，无法用于占筮上所问人事的吉凶判断，就对传统上认为的卜筮之书《周易》进行再改造。这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自然与社会的不断认识，像《左传》里记载的春秋时期“以《周易》筮之”的筮例中的那种解卦方法，在秦汉之际时期的人们眼里，深感不能令人信服，感觉是牵强附会。用《周易》里的文辞当卜辞，本身就是错上加错。即卜筮（算卦)本身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方法，却又把本是一部哲学之书的《周易》改造成卦爻辞去卜筮，岂不是错上加错。卜筮者哪里会知道《周易》原初是一部哲学书，是讲君子修身与安邦治国的道理，并不是卜筮之书。若用《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去为人卜筮，不去联想附会，自然就无法联系出对卜问事情吉凶的所以然来。到秦汉之际，算卦者深感今本《周易》里的那些卦爻辞不适用于算卦，就只有进行再改造。也就出现了，在今本《周易》的卦爻辞后面增添进去认为能适合算卦的卜事之辞。这对于卦师为己为人算卦时，对所卜问的人事吉凶，也就好下断语了。
今本《周易》改造后的内容，如《同人》九三爻辞后面增添进去的占断之辞是：“卜有罪者，凶。卜战斗，敌强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癃。”而今本《周易》里的《同人》九三爻辞是：“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再如今本《周易》里的《大过》卦“九二”爻辞后面添加进去的是“卜病者，不死；卜战斗，敌强有胜；有罪而迁徙。”
这增添进今本《周易》里的“卜事之辞”，也就把今本《周易》改造成如同卦签一般，若卜筮出改造版《周易》的《同人》卦里“九三”爻辞，也就是想问病情如何，而这卜事之辞里不是说了“卜病者，不死乃癃”吗。这“不死乃癃（lóng指多病）”的意思就是“不是死，就是多病。”这多省事啊？卦师就好解卦了。不像《左传》里“以《周易》筮之”的卜筮例子那样，通过得出一句繇辞，要进行不断地联想，把前朝古代的事情联想到一块，再附会到卜问事情的吉凶之上。
中国古代的算卦者，也真是太聪明了，把今本《周易》里的卦爻辞后面添加些卜事之辞，对未知及难料之事就起上一卦，看所起出的卜事之辞，就认为得“天机”了。但这种改造版《周易》却没有承传下来。今本《周易》与“十翼”在西汉中期被尊奉为《易经》后，帝国承传下来的是以“六·九”为爻题的《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而那种添加在今本《周易》卦爻辞后面的卜事之辞的文本，并没有作为《易经》的内容保留。这说明汉朝统治者感觉那种文本的《周易》明显是卜筮之书，与今本《周易》是不同的。自西汉中期把今本《周易》与“十翼”尊奉为五经之首的《易经》，而改造《周易》一书的脚步才得以停止。这种改造版的《周易》没有传承下来，显然是认为既没有水平性，也没有神秘性，所以这种文本很快就淘汰出局了。
从考古上发现的改造版今本《周易》，实乃是秦汉之际的算卦者为算卦之便，而添加进去的“卜事之辞”。而这种体例的结构形式是：卦画＋卦名称＋卦辞＋数字爻题＋爻辞＋增添的卜事之辞
举例：“卦画(因贴不出来故略去）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第151简）‘居官及家，不吉，罪人不解。’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第152简）‘卜临官莅众，（第153简）敬其，乃吉’。”
这是被改造后的《离》卦里的卦辞与初九爻辞内容，凡‘ ’括号里的内容就是添加进去的卜事之辞。
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了，所谓阜阳汉简上的《周易》，是在今本《周易》内容上，又进行了改造。即增添进去了卜事之辞。已与今本《周易》不是一种文本了。严格的说，所谓阜阳汉简《周易》，与今本《周易》不是一个不同的版本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本问题。这就是我们顺便要说明的问题。
以上我们已经将今本《周易》，出现在历史上最早的几种不同版本进行了介绍。已知今本《周易》之外，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近几十年来，出土的今本《周易》早期的三种不同版本。它们是战国未期抄写在竹简上的《周易》、西汉高祖时期至文帝前期抄写在帛书上的《周易》、东汉喜平年间刻写在石碑上的《周易》。通过这些出土的材料，均已证明了，那是一种《周易》文本，都是卦爻式《周易》，即今本（或称通行本、传世本）《周易》的早期版本而已。那么，这种卦爻式《周易》，即今本《周易》是何时定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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