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接着的“潜，隐也。龙下隐地，潜德不彰，是以君子韬光待时，未成其行。故曰“勿用””，则是对所谓的爻辞（文字）内容的注释了，即注释出一番君子处事的道理。这就是我们给命名的“象数理”释法，既以“象数”，又从文辞义理上去注释今本《周易》里的卦爻辞。
对此句爻辞的注释，编者又引用了《子夏传》里的说法，即“龙，所以象阳也”，这说法只用象而却没有“数”，不同于唐代崔觐的说法，这里只用《乾》卦里八卦阴阳（乾为天、为阳）取象去注释出现的龙字。同理用阴阳取象去注释《周易》里文辞一样是错误的，原创《周易》一书内容既不是按八卦取象填写的文辞，其内容也又涉及阴阳之说。
接下还引用另外三家的注释。
其一是引用马融（79年－166年，东汉后期经学家。郑玄是其门徒）的注释。马融对所谓这一爻辞的四字，只对“替龙”两字的注释。
看马融说的“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之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也”。能明白对这一爻辞的注释意思吗？这里出现的“阳气、建子之月”说法就是用西汉产生的本是占验（占筮上的应验之象）筮术上的东西，如卦气、阴阳五行、纳甲、月建等，到东汉后期却用于对今本《周易》的注释上，即“象数易学”的产生。既然用“象数”去注释“替龙”二字，可引出的道理是“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这又是说明什么呢？是去解释认为的真龙就是这种情况吗？从引中的道理上不如崔觐的那番君子之道理。但总之对“潜龙”这句话的注释，与在原创《周易·乾》里内容含义是个风马牛不相及。这种以“象数”去注释《周易》里的文辞，只能偏离《周易》内容的本义，让人不能不对《周易》越来越看不懂，而更加的以为神秘。
其二是引用南朝齐人沈驎士的注释，即“称龙者，假象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潜伏，故言勿用”。沈驎士对这一所谓的爻辞进行的注释，按“潜龙勿用”在原创《周易·乾》文里的本义基本是相符合，《乾》文就是作者借龙而喻君子为政处事的道理。而原创《周易》本是文章格式，根本没有用六·九数字来做什么爻辞，然沈驎士把篡改为数字卦爻式《周易》当真理，其能把“初九”当成“既尚潜伏”
这种属错误的“象数”去注释《周易》一书里的文字含义呢？沈驎士的注释同理是“象理”结合（即象数与义理）。
其三是引用东晋干宝对这句爻辞的注释。即“干宝曰：位始，故称初。阳重，故称九。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复来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阳处三泉之下，圣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虽有圣明之德，未被时用，故曰勿用”。
这干宝的注释是典型的汉代“象数”注释法。先是从“象数”说里的爻位（位始，故称初）说起，再到阴阳爻数、月建、纳甲等来注释“初九，替龙勿用”，又通过对所谓文王羑里作爻辞的讹说，而引申到“勿用”二字的这种胡诌八扯上。若不懂“象数”是何，焉能知道这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吗？即使懂得象数之说，这种以“象数”去注释《周易》文辞，也无助于对《周易》文辞之意的正确理解。
第三对今本《周易·乾》卦第二爻辞“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引用注释，此条共引用了三家的注释。
一是引用三国时期魏国王弼的一条注释，即“王弼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王弼是三国时期魏国人，“易学”着作是《周易注》，即对《周易》和属《易传》文里的《彖》、《象》（大小象）、《文言》进行了注解，而对有卜筮说法的《系辞传》和带卦字的《说卦》、《序卦》、《杂卦》不与注释，被易学史上认为是“义理派”开创者。实际王弼继承遵循了他所注释的属《易传》里那些内容注释方法而已，并不是易学上“义理”的开创者。但王弼的《周易注》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唐时孔颖达奉旨编辑《周易注疏》为官方科举上五经之一的教科书，就是采用王弼《周易注》为蓝本的内容之一。
通过王弼对这一爻辞的注释，却与重象数注释法不同，虽多从今本《周易》文辞上注重文字意的注释，但也没有完全抛弃属“象数”上的东西，如此处的“虽非君位”和那些数字说法，都属于“象数”里的数位爻题内容。王弼本身面对的是部卦爻格式的文本《周易》，也不可能摆脱属“象数”之说的东西。但王弼却是重义理而轻象数而注释今本《周易》者，无疑是可贵的。当然王弼重义理而注释今本《周易》，依然是按照卦爻格式而把《周易》注释的支离玻碎，并遵循《易传》里的《彖》、《象》注释法而注释，是最早以《经》（《易经》里的内容）解《经》（《易经》里的今本《周易》）范式，其注释之意也并不符合原创《周易》本义，这一点要明确。
二是引用东汉末期郑玄的注释，即“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郑玄的注释依然采用的是“象数”注释，但这说法对“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何意，是无异于任何帮助的。这犹如胡诌八扯的说法，如何从“二、三、地道”，到“地上即田，故称田也”这说法呢？地上不但有田，还有山与河呢？这种注释显然是牵强附会。
三还是引用东晋干宝的注释，即“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临来也。二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阳气将施，圣人将显，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
这说法同上面对第一爻辞的注释方法，即典型的“象数理”注释法。用阴阳爻数与十二月建之说，永远也联系不到所谓这一爻辞（文字）的内容含义上。况且“阳气将施”，就是“圣人将显”的征兆吗？又如何引申到“故曰利见大人”上呢？这种注释法，犹如胡诌八扯。
第四是引用对《乾》卦第三爻辞“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注释，共引用了四家的注释。
首先引述东汉末期郑玄的说法，即“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郑玄是以“象数”里的天、地、人配一、二、三数（三才）天道思想现来说今本《周易》。前一爻郑玄的注释是“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此处出现的是“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郑玄把“三才、天地人”之说用到爻位上来说所谓的爻辞内容。这一爻辞内容里出现有“君子”一词，郑玄就通过三才之说引到对“君子”的说法上。但这爻辞里的“君子”是何意，郑玄等于什么也没说。
其次是引用三国时期吴国虞翻注释，即“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离为日，坤为夕。”
而虞翻又不同于郑玄的说法，但虞的说法里“离为日，坤为夕”应为八卦取象（象数里取象法），而“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之说是“象数”里的“数”说。这是属西汉阴阳消息之说法，因八卦配数字，十个数字又附会上阴阳。但这种注释无论如何也取系不上所谓爻辞内容的含义。也别以为这是多么神秘莫测的学问，实乃所进行的注释与被注释的内容是两不沾边。这种“象数”易学，既是《易经》文化拉圾，又是《易经》文化黑洞。
再次是引用的东汉末年荀爽的注释，即“日以喻君。谓三居下体之终，而为之君，承乾行乾，故曰乾乾。夕惕以喻臣。谓三臣于五，则疾修柔顺，危去阳行，故曰无咎”。荀爽的注释依然是属“象数理”注释法，通过“象数”，又加杂着不伦不类的一番封建道理。这种注释，但最终并不能让人明白对这句所谓的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的是什么意思。
最后还是引用东晋干宝的注释，所引干宝对“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所谓注释是用语最长的，长达150字之多。全是继承西汉占验筮术上的说法，即汉象数学说去注释今本《周易》。通过汉象数里卦气、爻象、爻位、爻数、十二月建等，又加杂神秘天道思想而串解着所谓爻辞文字，而产生的不伦不类的一番“象数理”来，让现代人看来纯属胡说八道，那里是对“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注释呢？
第五是对所谓第四爻辞“九四：或跃在渊，无咎”的引用两家的注释。
一是引用唐代崔觐对此爻辞的注释，即“言君子进德修业，欲及于时。犹龙自试跃天，疑而处渊。上下进退，非邪离群。故无咎”。这种注释，就被后世认为的“义理派”。这理的注释却不杂“象数”内容，但若想从被认为的“义理派”注释中看得明白《周易》也是不可能的。虽然所谓的“易理派”对今本《周易》里某些文辞注释的很到位，并不背离原意。但从对《周易》通篇文章思想含义注释上，即使所谓的“义理派”，依然是把《周易》注释的支离玻碎，无法让人整体看明白《周易》是什么，否则今天易学家们也不会统一口径似的说“周易原本是算卦的”（即卜筮之辞”）。
二是引用干宝的注释，干宝依然是用“汉象数”注释方法。运用汉象数里阴阳、月建、爻数、纳甲干支，并加杂着爻辞文字，而浮想联翩，天马行空的阐释出一番封建圣人之道。
第六是对所谓第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所引三家的注释。即郑玄曰；虞翻曰；干宝曰。这三家的注释，都应归后世的的“象数派”，以“象数”去解释“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句话的。
再看这三家的说法，“郑玄曰：五于三才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龙在焉，飞之象也。
虞翻曰：谓四已变，则五体离。离为飞，五在天，故“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也。谓若庖牺观象于天，造作八卦，备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飞龙在天”。天下之所利见也。
干宝曰：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夬来也。五在天位，故曰飞龙。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圣功既就，万物既睹，故曰利见大人矣。”
通过这三家对“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注释，真是浮想联翩，天马行空般的注释，谁能想到这一个爻题（九五）和八个字里蕴含着那么大的内容，这就是“象数理”注释法。
第七是对“上九：亢龙有悔”的注释引用，即对两家的引用，还有编者的案析。
首引三国时期魏国人王肃（出生略早与王弼）的注释，“穷高曰亢。知进忘退，故悔也。”
这王肃的注释不杂“象数”，单从字意上注释，却符合此文句的本义。若真正抛开卦爻象数，从今本《周易》文辞去研究注释，才能得出《周易》一书的真本义，可以“象数”去注释今本《周易》积重难返，世人又无揭示今本《周易》卦爻格式的历史演变，自然历史上也没有人能一以贯之的《周易》进行整体哲学思想上的揭示，都是支离玻碎。
次引干宝的注释，看干宝说法，是用“汉象数”引申出的一番圣人道理，这就是我们命名的“象数理”注释派。干宝的注释与王肃的注释无法比拟。
而李鼎祚的补充，即“案：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的说法，可归“义理派”，以史注释此爻辞内容。
《乾》卦最后是对“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的引用，只引南朝齐人刘瓛一家的注释。即“刘瓛曰：总六爻纯阳之义，故曰用九也。王弼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矣。”
刘瓛依然是“象数理”注释法，帝制里易学者都可归为“象数理”释法，即注释时，既用象数又结合文字义理的方法，只是运用象数熟重熟轻而已，就像刘瓛这样，象数里有义理，是归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无论帝制里的象数与义理的注释法都无助于对《周易》真实思想内涵的把握。但所谓的“义理派”（轻象数而重义理）却比“象数派”在注释今本《周易》，并不使今本《周易》滑向更神秘的地带，这一点相对于“象数派”，是有进步意义的。
以上通过唐代李鼎祚汇编引用汉唐诸家对今本《周易·乾》卦内容的注释来看，即有所谓的“义理派”和“象数派”的注释，无论那派注释均无法对今本《周易·乾》卦爻辞内容的整体理解，到底《乾》说的是什么，说是卜筮（算卦）的又不像，其注释内容又含着天道、圣人、君子思想，若说是哲学思想吧，可注释上是乱七八糟，没有个中心内涵。这正是今本《周易》的卦爻格式，而导致学术上的混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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