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解读《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史巫如何用“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的，再看与原创《周易》有多大关系，以及卜筮有没有道理

第二讲：《左传》记载“以《周易》筮之”的其它筮例的卜筮方法

第十节（续）

赵鞅听过三位卜史对出兵援郑的议案给否决了。也许春秋时期出现的八卦筮术，是一门先进的技术。龟占后还要来一次“八卦”筮卜。赵鞅的一个谋士阳虎也就用“周易”占筮，阳虎为主子筮出的是《泰》之《需》。

首先认识一下阳虎是何许人也。阳虎也叫阳货。《论语》目录上就有“阳货第十七”这个名目。开篇内容是：“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这个要见孔子的阳货，孔子不愿见他，这人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阳虎字叫货。孔子见阳货送来了礼物，也说不过去不去见他，就等阳货不在家时去回拜他。孔子心想，反正我去拜访过你，是你不在家，可不怨我。但偏偏孔子在去拜访阳货的路上相遇了。阳货就和孔子对起话来。阳货对孔子说：“来，我和你谈一谈”。接着又说：“自己藏着一身的本领，却听任国家一片迷乱，这能叫做仁吗？”阳货又接着自问自答：“不能，自己喜欢做官，却屡次错过机会，这能叫做智吗？”又自答道：“不能，时光在流逝，岁月不待人。”孔子说：“好吧，我准备做官了。”

大概孔子已知阳货的为人品行，孔子无奈而塘塞阳货一句话。阳虎原是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是鲁国掌握政权的贵族，鲁国的三桓之一。是鲁公少子季友的后裔），扶持季桓子，据有阳关（今山东泰安南），掌握国政，权势很大。后来他要废除三桓的势力，反被击败，出奔阳关，先到齐，后又经宋奔晋，为赵鞅的家臣。这做家臣的，就是谋士，看来是得会占筮术。

《左传》记载了阳虎用《周易》替主子算一算该不该出兵援郑。“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

我们先把春秋文本《周易》里的“《泰》之《需》”内容格式附下:

“泰，小往大来，吉亨。

升：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明夷：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大壮：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需：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大畜：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左传》一书里记的阳虎用《周易》筮之与周太史用《周易》（即春秋《周易》文本）筮之的方法应是一样的。但周太史筮之是直接引用“《观》之否”里的一句“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来为问卜者的身后命运。虽然阳虎也是用《周易》筮之，筮出的是“《泰》之《需》，但这“《泰》之《需》曰”的话，而是阳虎通过春秋《周易》文本《泰》里以《需》为繇题里的繇辞，并转换成阳虎的认为而说出的话来。不同于周太史是先直接引述出《观》里的《否》繇题里的一句繇辞，而进行解陈完日后的命运。不过阳虎根据“《泰》之《需》曰”里的繇辞，同样联想出不能出兵援郑的结论来。

春秋《周易》文本《泰》里以《需》作繇题里的繇辞内容是“帝乙归妹，以祉，无吉”。阳虎是通过“《泰》之《需》里的繇辞转换成自己的话说出来。故不能认为，《左传》里记的“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的这些内容是《泰》里《需》繇辞中的内容。通过《左传》筮例的这种称法，“遇《观》之《否》曰”，或“遇《泰》之《需》曰”的引用内容来看，这不是后人认为的变卦形式，而是史巫用原创《周易》里名称做每卦中的繇辞名目而篡改为春秋文本《周易》里的称法。总之，这种“某之某曰”不是所谓的变卦形式，而是把原创《周易》改造成卦繇形式而出现的称法。这是“六·九”爻式前期的一种《周易》结构形式。否则《左传》里筮例所记的如“遇《观》之《否》曰”或“遇《泰》之《需》曰”的称法内容，特别是以及引述《周易》里的某些篇章的句子直接用于说理时也是这种称法形式，按变卦说能解释通吗？

阳虎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出的是《泰》中的《需》繇辞。不过阳虎已把《泰》中的《需》繇辞对所卜问的援郑事情进行解释后变成自己的话说出来了。即“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这是把《泰》里的以《需》为繇题里的繇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而分解成他认为的“宋方吉，不可与也”的联想比类根据上。

阳虎算出的“宋方吉，无可与也”的理由，正是通过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出的《泰》中的《需》繇辞“帝乙是妹，以祉，元吉”中认为得出的天机。阳虎只用这《泰》里的一繇辞来解读是否出兵援郑吉凶可否。而没有运用《泰》里的“六联体”符号的“八种”取象，也没有运用《泰》里《需》（繇题）符号中的“八种”取象来做一番出兵援郑的可否推论。而单用一条繇辞就看出“宋方吉，不可与也”的天机来。阳虎筮出《泰》卦中一繇辞（即排第五的繇辞）来断事情。史巫把《周易》当成是筮卜之书，所以《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被史巫当成筮卜的繇辞了。这阳虎是用《泰》里的《需》繇辞里的话解读出兵援郑于否的吉凶依据了。我们今天打开今本《周易》，看到《泰》卦里的第五爻辞已然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是一字不差。

原创《周易》“泰”篇中出现的“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是作者在文章中引用历史事件来阐明事理。帝乙是纣王的父亲，帝乙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纣王的妹，嫁给周文王，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联姻政治事件。

《周易》里《泰》篇里引述历史上商朝与周族政治联姻的事件，来阐明论述的一个政治道理。《泰》篇讲述的是事物由小到大的发展道理，用现在哲学术语，就是讲“量变到质变”的事物发展过程。《周易》本初是在讲哲学道理。而春秋巫史见其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把哲学文章断章取义的运用到筮术上，附会人事吉凶做为神示的依据了。

作为赵鞅的家臣阳虎，也懂八卦筮术，在三位卜史用乌龟为主子进行龟占后。而阳虎又用《周易》筮出《泰》卦中的《需》繇题中的繇辞。阳虎通过《泰》卦中的《需》繇辞而推理出不可援郑的“道理”来。阳虎不象周太史解卦时那么复杂，用八卦取象。而阳虎直接从《泰》卦中的一个繇辞内容联想出所筮问事情的吉凶结果来。若按算卦上的常习来说，对所卜问的问题是否出兵援郑，应看筮出的繇辞内容是吉，是凶，岂不是最直接的神示结果吗？而阳虎所筮出的繇辞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不正是“预兆”着一种上上大吉的好兆头吗？完全可以推定出兵援郑是大吉大利之事呀？可阳虎调转180度，却做出的是一个相反的推定，是不能出兵援郑。这阳虎应是从真对自己所卜问出兵援郑一事上而看占筮书的卦辞“元吉”，就应得出“元吉”的结果么？可阳虎把直接的比类联想套向了宋国，所以通过繇辞里所说的内容，就联想到宋国是微子启的后代。而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不就是帝乙的长子（微子启）也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微子启的后代不也就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宋国不是跟着就“元吉”了吗？因为宋国现掌权人，不是微子启的后代么？那么宋国以“元吉”，出兵援郑不是帮助打宋国了吗，自然自己就不会“元吉”了。虽然繇辞里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并没涉及微子启，可算卦得会联想，阳虎一联想也就想起了微子启，这逻辑不能说不严密。并且筮卜出的结论和三个卜史用龟占得出的结论是高度一致，都是不能出兵援助郑国，这赵筒子也就只能听命于龟筮了。

《左传》里记述赵鞅想出兵援郑的计划被龟筮否决了，不过这一次的龟筮决断结果在《左传》里没有下文，不象第一筮例中周太史为敬仲算的那一卦，却有下文，《左传》里记述八辈子后敬仲的后代“代陈有国”了。而这一次的占与筮结合只是否决了赵鞅想出兵援郑的计划，而并没有下文，若不出兵援郑有什么后果，即没有验证这龟筮结合而占筮的结果是否应验不应验。总之是赵鞅听信了身边的高参与谋士的龟占与筮卜的说法。

通过这些占筮例，看到这种的联想“推论”人事的吉凶，现在看来形同于胡说八道。这难道就是神秘的八卦筮术么？现在还被不少的算卦大师说成《周易》或《易经》神断，成为可知吉凶祸福的不二法宝。难道当今的那么多的《易经》风水、算命大师居心何在？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么？

而在春秋时（从《左传》里看到的）龟筮那可是一种议政、参政的一种制度上的传统习惯。这种龟占与筮卜成为了准神权，也成为政治上的政卜合一模式。

东方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渊源，这一时期，即公元前482年（哀公九年），而希腊早在一百多年前（相当于春秋中期）颁布了《德拉孔法典》，到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举为“执政兼仲裁”全权进行宪政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在进行改革中其中有一项是设立四百人会议，由四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级（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之分，第四级是没有财产而靠打工为生者）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梭伦建立了另一新机构是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接受上诉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并打破了以往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正是西方文明火种燃在雅典，成为这个地球上人类文明的西方之源。而这时的东方，还处于王权血缘贵族分封体制，还处于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给占筮这些巫职人员来决断。在这个地球上的东与西简至是两重天，是什么在背后决定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意识，这些本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

想想春秋时期，那些诸侯王国里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由那些龟占与卜筮的神巫人员决断，而通过的是那种的据论，而求出事物的决定结果，真是荒谬透顶，也真让人不寒而栗，可这又是真真确确的历史，是中国人走过的很长的一段历史。

这种世界观与方*论不但支配着先秦时期的王权社会，还支配着后封建时期的帝王专制社会。而且由龟占发展出八卦筮卜，八字命理，阴阳风水以及各种有神论思想，左右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

《左传》里记载了龟占、筮卜，难道是给世人指明决疑时效法么？《左传》能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成为国家教育上的垄断教课书，成为培养下一代的精神食粮，又是何等的荒谬么？

而后封建社会里把那些“经”书里的八卦筮卜比类联想人事吉凶，当成“真理”去看待。在后封建社会里的二千多年的时空里，那么多的读书做学问的精英们，难道没有看破算卦上是如何的断吉凶么？自然也没有人出来质疑与批判，而是世世代代的去研究与学习，并得到不断的发扬与光大。而今且成为民族传统文化（国学）大有复兴之势，这是为何呢？

我们通过所举《左传》一书反映春秋时期的筮例的解析，已知那时史巫是如何的所谓用春秋文本《周易》卜筮之人事的吉凶。也已知那是用“八卦”取象筮术结合《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而进行的卜筮。也已知那种“八卦”筮术的起卦与解卦方法，既无任何神秘可言，也是一种荒谬的思维方法，即非理性的东西。

至于《左传》里的十三个筮例，除两例是“八卦”筮术的另种筮术版本，而十一例筮例，确实是用原创《周易》一书，被改造成繇式（即春秋《周易》文本）结构形式的书，被史巫用于占筮人事去凶。

《周易》原创结构内容形式，是画符号加文章内容。而春秋巫史把《周易》改造成繇式书，把《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改为卦画符号与卦名称，又把《周易》每篇的内容，改变成卦辞与繇辞形式结构。更主要的是把“六十四画符号”附上了“八卦”取象的内容，把《周易》改变成为“八卦”筮术里的附属内容。

从先秦的“八卦”筮术发展过程来看，《左传》一书反映的筮例，是史巫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的最早卦学结构形式。到战国未期又出现了以“六·九”记每卦的爻辞内容的结构形式。这是发现的楚竹书《周易》所足证的。

而又可以从考古上发现的汉简上出现的进一步对“六·九”爻式结构的《周易》卦书进行的改造，而增添进去认为可适应于对人事筮卜的卜辞。这是由考古上发现的阜阳汉简改造版筮术形式《周易》所足证的。

《周易》一书从先秦时期已被史巫不断的改造，用于筮卜人事吉凶。这只能说是史巫错把《周易》当筮书而用了以后，感觉不适应于筮问人事吉凶，才进行不断的改造其结构形式，以至于对内容进行改造，而最后又不得不放弃掉使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当占辞的那种做法。

故到汉朝时期，完全抛弃掉先秦（《左传》里记）的那种八卦取象，结合《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当卜筮的做法。因为卦师完全明白今本《周易》里的卦爻辞无法适用算卦，其内容并不是讲财运，寿命，祸福，儿女，出行，下雨等等。巫史先生们，也多多少少能从《周易》里看出一些讲义理的东西，但又无法认识解释《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为何与“八卦”筮术上所运用的卦画符号与卦名称是一样的这一问题，也只能认识《周易》是亦理亦筮的东西了。随着“八卦”筮术的进一步发展，到汉时京房在传统“八卦”取象的筮术基础上进行了改造，把天干，地支纳入“八卦”筮术中，用干支上的五行进行生克而产生出“六亲”的社会模式而，而取代了先秦时期用《周易》一书中的文辞当占辞的筮术方法，以模拟人生事吉凶。这在“八卦”筮术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意义就是将《周易》一书的内容从八卦筮术中剥离出去。

由此而看，在史巫眼里只要有了一套六十四卦符号的这种卜筮工具，在这种卜筮工具上无论装进去什么内容的文字，都可以当占辞用来联想、附会卜问的人事吉凶了。无论分割装进去是《老子》，还是装进去《论语》，而在史巫眼里都能联想、比类、附会所卜问人事上的吉凶了。这就是中国古代八卦取象筮法，可说是中国古代非理性的奇特做派。

最后我们还是看一看原创《周易·泰》文译解，明确其政治哲学思想，以对比把《周易》里《泰》当成卜筮而用的荒谬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