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左传》一书记载史巫错“以《周易》筮之的历史成因

第二节：八卦符号取象筮法的历史成因

由上所述而证明八卦(符号和名称)是脱胎于春秋战国(有《左传》记载春秋史巫的八卦取象卜筮例子，及清华简《筮法》上的六十四卦符号与八卦符号配干支)史巫卜筮的那套符号工具，即六十四卦符号和名称。而卜筮上的六十四卦符号工具，正是有《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和文章名称衍生而来。把六十四卦符号里分八卦符号而纳入物象，从八卦取八种物象，到众多取象用于通神卜筮人事吉凶，这是由《左传》里筮例(卦例)所看到的。而那些筮例只是将那套符号里三联体组合符号，而命名为八卦符号以取象，用于卜筮，还没有出现阴阳五行生克而用于卜筮。可那套符号早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而到几百年后的春秋战国才成为八卦筮法工具;犹同早在商代产生的干支符号，到近千年后的战国才与八卦符号相配合，演变成筮术工具。再到西汉又演变成“八卦纳甲筮法”，不但六十四卦符号按八卦分八宫纳入干支，而且又将五行配入天干地支符号里，一并变成算卦工具。再到唐末宋初，又产生了八字算命术，依然是将干支符号配五行属性变成八字算命工具（俗称“四柱”，或八字算命）。而那套天干地支符号，不过在产生的商代，只是用于记日符号工具而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算卦与算命工具，而是一个逐步演变过程。同理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也是个逐步演变过程，才有一套记事工具符号，演变成八卦筮法上的六十四卦符号工具。

那么，为何早期的记事符号工具而到后来都演变成迷信工具呢？换言之其历史成因是什么？

这与中国前后封建时期里神巫文化迷信的连续性分不开。对这一问题，正如张光直先生的《考古学专题六讲》里对中西古代文明不同的转变方式，即“连续性”与“突破性”这种历史文化所言那样。

“我们可以看出两大空间的不同方式。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期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考古学专题六讲》张光直着，三联书店出版，2010年1月北京第1版，第18页)

正因神巫文化在世界人类发展史上，都有所表现，但唯有中国前后封建时期里神巫迷信非常强大，并且又是个历久弥坚，可以说中国前后封建时期里，是个神巫之国。 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对比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还如张光年先生所言:“中国文明是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特殊之一。”

根据张光直先生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考古学专题六讲》 第4页）这里的“萨满”就是巫师，那么所谓“萨满式文明”也就是巫术式的文明了。

正是连续性与萨满式，决定了中国古代神巫文化不间断的衍生着，正与原始的宗教——巫术有关。

“《金枝》一书的作者弗雷泽将人类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巫术，宗教，然后是科学”。（见《宗教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师宁译 2005年版 第52页）

“弗雷泽在研究中采用了探求现象变化的历史角度；也就是说，他考察了不同时代的实践活动与风俗习惯。他将巫术的出现置于世界的开端，而宗教的发展则放在其后。宗教一点点地取代了巫术的地位，但是，即使是在技术先进的社会，巫术也不会完全消失”。（《宗教社会学史》（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着 第51页）

“巫术也是由信仰与仪式构成的。与宗教一样，巫术也有自己的神话和教义，不过这些神话与教义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许是因为巫术追求技术与功利的目标，因而它不在纯粹的沉思中浪费时间。巫术也有自己的庆典，祭祀，祈祷，吟唱和舞蹈。巫师乞求的那些存在物和他调动的力量，不仅与宗教诉诸的力量的性质相同，而且它们往往就是同一种力量。在原始的社会中，死者的灵魂大体上就是神圣物和宗教仪式的对象，然而与此同时，它们又在巫术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在美拉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古代希腊与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中，死者的灵魂，骨骸和毛发，都是巫师经常使用的法器。”（杜尔凯姆 转自《宗教社会学史》第80页）

西方学者把“巫术”放在人类进化的初端，应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作为中国史前同样最先是巫术文化（或称原始宗教）的产生。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都有一定的形式；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万物有灵的观念是处于人类发展非常低级阶段的部落的特征”。这样的宗教形式几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存在过。不同民族的古老的神话有着相同或者类似的构成元素。人类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的旧石器时代，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一般以氏族为单位进行。中国氏族社会的文化遗存遍布南北各地。这个时期人类社会的原始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

在远古时代里中国人在原始宗教习俗方面与世界各地居民没有什么特殊。世界各地所有原始宗教元素都能在中国史前和进入文明社会里找到。鬼神、图腾崇拜，各种原始性宗教活动，诸如祭祀，巫术，占卜等在中国史前与进入文明时期里普遍存在。

从考古资料表明，早在2万年前，原始中国人就有了神灵观念。从考古发掘的旧石器时代将要结束的时期，人类活动遗址出土的随葬品，石珠，骨坠及人骨被大石所压与陶器上涂朱现象，表明原始宗教的灵魂观与巫术的密切关系。图腾崇拜的内涵是由动物崇拜到灵物崇拜。图腾最初应与狩猎和采集活动有关，应是母系氏族社会产物。学者研究，由图腾崇拜，又分化出两种信仰形式，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氏族血缘观念的产物。

随着人类与农业活动的密切关系，出现了天体与天神崇拜。天体或天神崇拜的连续性贯穿在早期农耕文化的始终。

新石器时代中国广大农业地区已经普遍将影响农业收成的天神作为祈祀对象。早期对天体崇拜，正是商人对“帝”神与周人（西周）对“天命”崇拜观念的持续。

对神灵的崇拜离不开祭祀活动，祭祀之目的是求得神的娱悦与恩赐。祭祀贯穿着对神灵崇拜的始终。从考古上发现史前人类诸多祭祀设施(如近年考古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最为典型，以及通天功用的青铜神树)，为祭祀坑，或祭坛。有祭祀也就产生了祭师。学者研究认为 ，新石器时代晚期祭祀活动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职业祭师已经出现。其具有沟通神的能力，成为神的代言者，由此也成为权力的拥有者。祭师就是通常所说的巫，觋，即巫师。职业巫师的出现，也是阶级分化的过程。

巫师是神的原始宗教人物，巫师如何去通“天”，是要借助一定的工具，正如张光直先生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所举列的那些沟通天地的工具。正如《左传》里记述的龟占与蓍草八卦卜筮，乌龟和蓍草，以及那套六十四卦神秘符号，在史巫手里都是通神的工具。巫师借助认为能够通天（通神）的工具，与神沟通的过程，就是巫术的表现形式。在原始的氏族社会时期，原始人完全生活在神灵的世界观念里。人类精神文明的起点，正是原始宗教。因为人类的意识觉醒，正是源于原始宗教。无论原始宗教在解释生活和宇宙万物是如何的扭曲，颠倒，但毕竟人类的理性是伴随着原始宗教而成长。然而东西方社会在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或文明社会），社会的组织形态，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时，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体现出它与古希腊文明的不同。正如张光直先生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国家特征是巫术与政治结合的产物。即巫术并没有在文明时代里中断（或突破），反而逐步被深化，却成为政治上“神道设教”的统治武器。

中国巫术活动的遗迹源渊流长，通过考古发掘，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墓葬品中有龟甲，獐牙器，骨器等。研究者认为这些器物是巫师使用的“法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近约8000年。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刻符，钻孔，内装各种小石子的龟甲，这是早期与巫术占卜有关。

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卜骨是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距今约6000左右）出土的羊肩胛骨上有烧灼痕。总之从考古上发现，中国原始先民早在8000年前，已经选择认为可通神的工具进行占卜的巫术行为。

占卜是巫术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巫师借着一定的工具与神交通的过程，而意想获得未知事物的神启吉凶的兆示。

原始人所见到天地间的事事物物，认为是鬼神力量作用产生的。相信鬼神到巫术是个必然的结果。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先民都不离外的产生过占卜这一通神的形式。但因各民族依其生活环境和习惯的不同而产生各不相同的占卜方法与使用工具。

正如布留尔所说：“没有什么风俗比占卜的风俗更普遍的了，我不相信有哪个原始社会是完全不需要占卜的”。

而布留尔认为占卜的目的：“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外部世界具有不同于我们的外部世界的趋向，因为原始人的知觉是神秘的，亦即逻辑思维所认为客观的和唯一实在的那些知觉因素，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则是在神秘因素的不分化的复合中发展着，正是这些看不见，触摸不到，感觉所不能的神秘因素及其结合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必须知道这些因素，而占卜就来为此目的服务。”（《原始思维》[法]布留尔着 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第280页）。

对中国来说不单单是原始时期存在着占卜，而就是进入文明时期里一样进行着占卜。并且占卜逐步向系统化发展。在中国最早的占卜迹象见之于仰韶文化时期。而到殷商则大量使用龟甲与兽骨进行占卜。西周时期已经出现蓍草占卜(但无留下祥细记录)。东周时期（《左传》记）开始用抽象的符号（即“八卦符号”）进行卜筮。至两汉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占卜形式。即使在中国进入帝王专制时代，巫术思潮甚嚣尘上。自此，神鬼横行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这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中国古代文明是个连续性的萨满式文明。

中国三代时期，鬼神祭祀与巫术迷信成为国家宗教。君王与贵族统治者垄断着对天地鬼神的祭祀权及通天手段。就是在后封建时代里帝王已然垄断着天象，星占，而禁绝民间研学。自大一统专制形成后，虽然对鬼神，祭祀与巫术迷信不象三代时期那样形如“国教”，而只是从政治前台沉于幕后与民间。帝王为了巩固其专制，却把儒学，变成“儒教”，成为帝国时期的国家准宗教。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术成为中国的“国教”。儒教倡导祭天地与祭祖宗。天地与祖宗诸神以及符合封建帝王社会里的道德楷模者死后，一样追奉为神而祭祀。“儒教”的神是多神信仰。“儒教”又倡导“天命”与“占筮”。“儒教”的经典（“五经”）充斥着大量的“天命”思想与占筮的巫术理论与方法（因《周易》被篡改成占卜的卦书，《系辞》里又讲筮法）。帝国时期把儒学尊崇为准宗教，成为东方人的“宗教教义”圣典。儒教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法律和哲学思想。儒教里的“天命”与鬼神，巫术信仰深深地植于中华大地，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里。

而恰恰相反，西方后来产生的一神宗教是反对巫术占卜的。西方进入中世纪，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天主教神学是唯一的意识形态，不许其它鬼魔巫术之说，西欧曾出现过残酷的“猎巫运动”。

中国人特信“命”，“天命”，“命运”，“命定”，正是儒教的核心。儒学倡导的人伦关系，就是宗法等级尊卑的政治关系。

“天命”是原始鬼神信仰的延伸，是统治者“君权神授”的统治需要，又是专制体制的必然意识结果。随着专制意识的强化。“天命”意识也随之深化，这是个相辅相承的关系。

从商朝的甲骨占卜辞看到商王集团信仰的是“帝”神，王室的命运无不认为与上帝有关。

周人取代殷人而拥有“天下”，被认为是“天命”的转移，由此西周统治者构建了系统的“天命”观念，即以德配天。真正的“天命”理论是周公时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