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介布衣，当初跟着南下也就是科举不第而拼一下前程，如今一步登天，也算是自己前三十年人生做出的最为明智的决定。

眼下的主公能不能最终坐得九五之尊的宝座，还需要一场跟宋朝廷的硬仗来证明，福建路和两浙路看似稳定，实则人心浮动，也需要靠第二次胜利去稳固。

为了在短时间内将自己规划图上的各处机构完善，不得已之下，针对福建路和部分两浙路地区上的当地衙门官吏进行了查审，将其中一批还可以改造的官吏释放出狱，让他们一边学习新法，一边戴罪立功地做事。

此举虽然有风险，但总归是解决了行政官员的岗位空缺，这批人中肯定有人还思想停留在过去，很容易受到宋朝廷的蛊『惑』。

针对这部分旧官吏的反水问题，忽而想起后世新中国六七十年代那不堪回首的十年动『荡』岁月，有点明白当初的伟人为何要进行文割了。

很多事只有在亲身经历后，才能体会到历史中不能明说的道理。

就比如土葬和火葬，宋时代的人讲究入土为安，正常人生老病死乃是善终，一般都是用棺材装尸体土埋的。而横死或者作恶而死的人，大多则是火葬了事。

选择土葬的人，往往会挑选福贵之地，而这些墓处往往是风水极佳的土地，适合农耕或者畜牧。身份地位高的人，死了都要占个百八十亩地，着实有些浪费资源。

不过现阶段鼓吹火葬是不明智的，想扭转火葬改土葬的风俗，还得自上而下地改，不能自下而上。让达官显贵们带头火葬，以道义宣扬出去，才会引发民众的跟随。而非强行立法迫使下层百姓火葬，只会适得其反地受人诟病和被百姓仇视，继而引发动『乱』。

再比如过关卡税问题，这乃是宋朝廷税赋极为重要的来源，也是底层官差们养家糊口捞外快的门路，效果类似于后世的道路收费站。

这个收费，辖下的福建路和部分两浙路依然在实行，乃是各地公署衙门的税赋来源之一。将来要不要取消，该如何取消，对而言都是烧脑子的问题。

他自己心里对官方收过路费是相当鄙视的，但现在他当家做主则犹豫不决了。若是不收的话，那么朝廷就要补贴一大笔钱下放到基层官差小吏身上，这一进一出则是数不清的国库空缺。

打个比方，基建工程包括大规模道路施工和房屋修建以及大型作坊建设都是工建总署衙门的职责，这钱当然是由财政总署里审计核算和批准，经过点头后从银务署里拨下去。这笔钱来自银务署，也就是来自于官方制度下对百姓征收的各项税赋。

钱用来建造运输道路，百姓是受惠的，但道路是有使用寿命的，每隔一段时间便要重新修缮，这又是一笔开支。

若是不把这几笔开支均摊在百姓身上，仅福建和两浙二路的基建工程就能把的小朝廷搞破产，更别提什么高薪养廉政策了。到时候底层官差小吏的待遇不稳定了，只能知法犯法地把手伸向百姓，那就违背了最初的政策目的。

到头来，只会弄得怨言四起。

后世的道路收费站原理，搬到古代来，其实就是过关卡税的税赋方式。只不过前者是一层层地抠钱，让你感觉不到心痛。后者是拿刀划下一块肉，顺便还放点血，收费方式比较粗暴直观点。

所以，这基建工程的花费负担，不能朝廷单独来抗，还得采取一些隐晦的手段从百姓荷包里掏。至于最好的掏钱方式，莫过于商业行为了。

这些手段，不管是如今时代或者是后世，都无法从书本上获得，任何国家是绝不会把什么东西都明明白白地公布于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