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选完酒回来，迪恩巴奎特已经与斯皮尔伯格的团队碰面了，杨橙建议道，“女士们，先生们，不如我们换个位置？这里沙发不够坐的~”

斯皮尔伯格带来的人中，有一男一女两位编剧，还有一位摄影师，此时已经掏出了画本，看样子是准备边听边构图。

杨橙暗赞，不愧是大导演的团队，分工就是细致。

众人来到沙龙区，分坐在几张沙发上，每人一杯红酒，迪恩巴奎特坐在了主讲人的位置上，面色潮红，他已经得知了《纽约时报》有可能会被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的事情，他意识到这也许是《纽约时报》再次腾飞的机会，想想就有些激动。

涉及专业领域，斯皮尔伯格的权威不容置疑，他开始主导谈话。

“巴奎特先生，你是《纽约时报》的老人了，不如先向我们介绍一下报社的情况？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巴奎特虽然是总编辑，笔杆子很是锋利，但让他说话，特别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还是让他的脑袋发空，不知道从何说起。

斯皮尔伯格手下的那名女编辑主动提醒道，“不如先说说新闻编辑部？对于一份报纸来说，编辑部绝对是最核心的部门。”

有了方向，迪恩巴奎特就知道该怎么说了，喝了口酒，没工夫品味，清清嗓子开始说道，“如果从一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是一个奇怪的场所：

它是一座巨大的功能性房屋，从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据着《纽约时报》十四层大楼的第三层，内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打字机和电话联接起来，几百个人握笔端坐，或者敲击键盘，写作、编辑或阅读着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

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比如缅甸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zheng变，或者某某区域发生了剧烈的地震。

但我要说的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

这就是《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对本报最有“权势”的部门——新闻编辑部的形容。

如果是普通人听起来，一定会觉得荒诞，但在座的人无不是对这个行业有过接触的，他们知道迪恩巴奎特的描述无比准确，那才是一家报社编辑部最真实的样子。

迪恩巴奎特晃着酒杯，脸上带着莫名的自豪，接着道，“在我们编辑部流传最广的是中世纪的一则寓言：一位旅人遇到三位石匠，分别向他们询问，‘你在干什么？’

第一位回答，‘我在砸石头。’

第二位回答，‘我在做一块奠基石。’

第三位则回答，‘我在建一座教堂。’

这就是我留下来的原因。”

迪恩巴奎特回忆着初进报社时的情景不无动情的说道。

这时，那位男编剧问道，“能说说你对你们报社编辑和记者的看法吗？”

迪恩巴奎特想了想，“首先你要知道，消息如果不被报道，就没有任何影响。

这是我对新闻媒体存在的重要性的基本看法。

在这个基础上，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在我看来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他们吹毛求疵，喜欢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

对他们而言，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

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斯皮尔伯格听到这句话，激动的对编剧说道，“把这句话记下来，我要用在电影中。”

迪恩巴奎特没有理会，继续自己的回答，“如果没有新闻界的介入，ZZ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者就会推迟他们的游行，危言耸听者也要撤销他们可怕的预言了。

说到这，我必须要提一下我的偶像，也是我的前辈卡尔范安达，他是上世纪初的时报总编辑，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报人，而且还是一位学者，一位数学天才。

正是范安达先生推动了《纽约时报》扩大对极地考察和航天事业的采访，为报纸在空间时代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他也是第一个把爱因斯坦的错误公之于众的编辑。”

斯皮尔伯格隐约觉得卡尔范安达是位很好的原型，可以以此为基础塑造角色，于是他拦了一句，“能详细说说这件事吗？我指的是他将爱因斯坦的错误公之于众的事情。”

迪恩巴奎特点点头，“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具体的事情我可以找到当年的报导给你们，报社有档案记录，大概情况是一次在审查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课程报道时，范安达先生发现这位物理学家在一个方程式上犯了错误。”

他在说的同时，编剧正在疯狂的敲击着键盘，打字速度快的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