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足够安全（易守难攻）、足够富庶（天府之国）、有迁都可能（长江水道）、有象征意义（上帝折鞭处）的地方，自然是战时首都的不二之选。

而之所以最终在四川盆地里面选择了重庆而不是成都作为战时陪都也是经过了仔细的思考。

在孙先生的《建国方略》中，很大的建设核心是围绕广州、重庆、上海而进行的。

在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常校长便着手参考《建国方略》来实行建设。

因此重庆在当时，还具有比成都、西安、太原、洛阳更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

在经济上，重庆是西南地区最高开埠的城市之一，于19实际末期开埠，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了一定的商业和工业基础。

虽然和东部还有很大差距，但相比于成都这个老大哥，重庆金融更繁荣，工厂也更多，经济上更适合作为战时首都。

从战略位置上看，重庆，它东面有长江三峡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日军地面机械化部队无法进入，海军也无法上溯三峡。

而且重庆作为山城，他的地形条件就已经决定了日军即便是真的打进盆地了，重庆也可以据险扼守，渝中半岛的北、东、西三面由长江、嘉陵江环绕，西面有中梁山阻隔，还有青木关、佛图关等关隘，外敌是很难轻易攻入重庆的。

它的山地条件能够弥补中国制空权上的缺失：日军若从武汉起飞至重庆，来回直线距离也要二千公里，当时日本还未发展出长程轰炸机，战斗机加挂油箱也飞不到。

所以根据但是迁都时的预想，重庆无论是空中和水上都是安全的。

此外，重庆在气候上也有优势。

重庆除了山城这个称号之外也号称雾都，因为地处河谷地带，冬季容易起雾。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重庆1年内有超过100天都是大雾天气。

在日本占领东部，而又无法进入四川盆地时，只能通过空袭打击中国军民抗战意志，而大雾给了重庆很好的保护。

这一点不知道当时国民政府迁都的时候是真的做过了这种假设性的研究，还是碰巧获得了这层天然的保护。

重庆的大雾多发生在冬季，在对重庆进行轰炸的时候日本也不得不避开这一时段实施轰炸。

从民国二十七年开始，日本对重庆轰炸的时间大多集中在4月至10月，也就是说，重庆军民每年有半年会频繁遭到轰炸，但也有半年休整时间。

休整时间对恢复士气，巩固抗战斗志有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是全年都生活在被轰炸阴影下，那整个重庆的军民都将没有任何活动空间和时间了。

对于空袭还有一点，就是重庆的山石坚硬，非常有利于修筑防空洞，这在整个大轰炸期间保护了众多的重庆人民！

另外由资源来看，四川拥有四千多万人口，占当时中国十分之一，也是北起陕甘、西达青藏、南抵云贵这些还未遭受日军侵染的区域核心位置，物产与天然资源相对丰富。

重庆有得天独厚的长江与嘉陵江环绕，可以把整个四川盆地兵源、战争物资、军备，通过水道向重庆汇集，这对当时极度依赖人力运输的条件，是远胜华北几个大城的。

最后一点是政治上的考量，“1·28事变”后，国民政府短暂迁都洛阳，当时不去四川盆地原因，是因为当时四川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中。当时四川各军阀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但实际上还在混战，宛然一个分裂的割据政权。

抗战前夕，局势已经有了好转。国民政府借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名义渐渐取得的四川的控制权，并改编了四川军队。

四川军阀中，当属控制重庆的刘湘与国民政府走得最近，一定程度上，国民政府与刘湘相互借力，国民政府取得了四川的控制权，刘湘也得以主政四川。

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是国民政府在四川的大本营，国民政府对重庆的控制最牢，自然也就最放心，因此只有重庆，才是战时首都的最理想选择。

基于这些主要因素，常校长决定未来中国对日作战的核心就在重庆。

国民政府的西迁行动，在民国二十六年11月15日秘密发布中央政府西迁指令，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

然后随行人员陆续登船。

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中央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登上「永绥舰」，正式撤离南京，沿长江而上重庆。

11月20日林森到达武汉，脱离日军威胁范围后，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名义上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

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