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的就曾在赠张童子序里边写到：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备。公贞元八年，陆贽门下及第，童子时亦升于礼部，故谓俱陆公之门人。

韩愈是贞元八年的时候参加的童子科，也就是童子试。

他说：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有司者总州府之所升而考试之，加察详焉，第其可进者，以名上于天子而藏之，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能在是选者，厥惟艰哉！

这段话里，韩愈就点名了就是他考试那时候，每年报到礼部可以参加乡贡考试也就相当于明清时候会试的人就有三千人左右。就这还是先经过了县里边的童子科考试淘汰完，然后参加州里边的考试，继续淘汰完剩下的。

然后明经和进士科每次通过的人不到两百。而那时候明经科相对简单，十分之一的录取率，进士科的则要难得多，是百分之一的录取率。每次科考进士科基本在十个人左右，很多时候都不到十个。这就是原本历史上的唐朝科举，也正是因此后来中进士的地位才会那么重要，甚至于进士成了科举的代名词。

李世民这回是第一次举行科举考试，是先经过县州两级童生科考试淘汰掉一部分，然后再经过各道的乡试也就是相当于后世的省级考试再淘汰掉一部分，最后才是到长安举行的会试。

乡试因为是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乡试完了就该准备会试了，虽然会试定的时间是明年春天的时候，但是由于是在长安举行，路途遥远，故而在乡试结束后，各地有资格参加会试的考生就开始从家里出发往长安赶了。

照理说，长安周边的人应该不急于赶来长安才是，因为离的近嘛，可以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完全可以等到明年春天考试前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再来也不迟。

但实则不然，不管是离得远的还是近的，几乎都是在乡试结束后就收拾行李赶往长安了。

离得远的担心路上出问题，所以要预留足够的时间来赶路，而且到了长安你不能说就着急忙慌的考试吧，总的留有复习的时间吧，可是如果走的迟了，必然就要遇到赶了一路，没时间复习，到了长安面临的又是马上考试的情况，那肯定是会影响发挥的。

而离得近的虽然不用担心赶路的问题，但早点到长安安顿下来，安安稳稳复习总归是比在家里待着要好的，而且还有机会可以和各地的考生交流学习一下，比在家里死读书要好多了。

至于说这事情和武元庆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这次科举考试是归吏部管的，而他的便宜老爹武士彠则是被任命的会试的主考官。

这就不能不让武元庆重视了，历史上任何一次科考，都是事关国家选拔人才的大事，因为科考出问题受到牵连的主考官也是多了去了。

武元庆可不想让便宜老爹在这事情上栽了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