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规定儿童年十二至十六岁，能“情通经典者”可以入选童子科，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授以官职。

唐以后科举特设童子举。唐制十岁以下能通经者便可考取功名，到了大宋便规定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者，皆可应试，及第后予以出身并授以官职。

而大宋出现的神童可不在少数，杨亿、宋绶、晏殊都是年幼时便以神童闻名大宋的，而且每一个几乎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和地位。

这个蔡伯俙也是一样，之所以名声不显，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年纪虽小，心眼不少。也许是出生原因，或是被家人教导的太过邀宠，总之朝臣们对这位神童颇有不满，认为他对皇帝太过谄媚。

但一个九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坏心眼？在叶安眼中，他只是一个没有被引导好的璞玉而已。

当然，更多的还是被捧杀到如此地步的，大中祥符九年蔡伯俙应童子科考试，廷试时宋真宗见他机灵，当即赐诗一首。又赐他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职务，命他到东宫充当还是太子的赵祯伴读。

此举顿时让一个颇有天资的孩童走上了人生巅峰，叶安不用想都知道他最大的可能不是如同伤仲永一般被荒废，而是被捧得太高以至于真宗皇帝都不知道自己捧杀了一个神童。

朝臣们并不喜欢一步登天，这是体制所决定的，凭什么大家都是十年寒窗铁砚磨穿，你就能以小小的年纪达到别人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能达到的程度？

后来叶安也留意过这个孩子，发现原来他也是个孩童罢了，应该是智商比较高的那种，有着过目不忘，思维敏捷的特点。

这样的孩子引导的好便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若是引导的不好，便如同现在的蔡伯俙，不光不受待见，还用善于钻营来显示自己，甚至是保全自己。

但这样的神童毕竟是少数，一般的百姓家还是在想着如何奔小康，他们根本就不会把精力放在培养孩子入仕上。

在叶安眼中，大宋乃至历朝历代的教育制度都是错误的，扭曲的，只有百姓富足了，才会有更多的经历放在跨越阶级这件大事上。

而基础教育制度的缺失，依旧是一大弊病，谁都知道该从孩子开始培养，但钱呢？便是富庶的大宋也只能把重点放在国子监，太学这等高端人才培养的地方，基础教育的私塾，书院依旧是要靠百姓自己，或是商贾的支持。

眼前信陵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规模不算小的信陵坊，居然连一个私塾都没有，更别提读书的孩子了。

那些权贵之家高门大户的家学是不可能向平民百姓开放的，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人家富足起来，然后再考虑教育问题。

否则即便是自己开了书院，信陵坊的孩子们也都是要回家做活的，哪有功夫一门心思的读书？

想到这里，叶安真心觉得后世的孩子是幸福的，书籍和知识是他们伸手便能摘取的“宝物”。

商业街的想法在他的脑袋中构思了很久，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试点的程度，张寡妇家的酒水生意便已经能够招揽相当多的顾客，而一旦崔大的木器铺子正式开张便也能吸引人流量。

至于秦慕慕，她已经准备把信陵坊的各家娘子们召集起来开设成衣铺子，这在东京城中还是为数不多的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