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国公带伤在众人面前宣布了对王铎等人的任命。

节度使一职令商季威等人有些异议，作为文官，他们对于这种独立性很高，不受控制的节度使有着很深的担忧，毕竟前车之鉴，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还历历在目。

可张鼎却与他们的想法有些不同。

这一切还得从节度使此职说起，在大顺军中节度使这个职位官阶无定制，名义上乃是从一品的官职，此位与总兵、防御使这三个军职在凤翔军中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虽说这三个军职的权责大致相同，都是节制地方的武将最高官衔，镇守一方的大员，可是这些官位的上限下限则完全不同。

就比如总兵，此武官位乃是从前朝沿用下来的职位，可作为镇守一县或者镇守一镇的总兵，也可以是镇守一府或者数府的总兵，囊括的范围非常之广，算是上限高下限低的大包袱，通常为公侯或各军都督府都督、各地将军兼任，这也是为何明末总兵遍地走的原因，到了后期就连手上有几千兵马的人都能被封官总兵，含金量大大降低。

而防御使又称都防御使，是李自成从从唐代恢复的旧军职，其管辖范围为州、府一地，地位低于节度使与总兵，其官阶是正二品。大顺的防御使不似宋置的诸州防御使，无职掌、无定员，不驻本州，仅为武臣之寄禄官，主管本州民政，兼掌地方治安，大顺的防御使是掌控军权的。

至于节度使，相比于总兵与防御使，其权责更大一些，是数府州乃至于一布政使司也就是一省的最高武官将领。

此三个最高的武官位权力大小也不尽相同，若是按照其权力大小来排名的话，防御使权责最低，基本上是完全驻守于当地的防御兵马，必须得听从朝廷的指挥，不能随意行动，或者跨辖区进攻，不是非常的自由。

总兵倒是比防御使要更自由，权责更大一些，能够在大的战略框架下四处出击，于外地作战，单独掌握一军将士的升迁、军饷问题，属于半独立军事长官。

至于节度使，则与防御使一样，是李自成恢复唐代的古制，其权责包括了调度军需、管理屯田、各处征战、防御外敌，更兼有负责所在地监督府、州、县的官员，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称节镇。

这是因为李自成曾认陇西李氏为祖先，故而他对大顺的很多官职都做了复古，恢复唐制。

尤其是在天下动荡，各地不安，敌军势大，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李自成为了让麾下将领不受约束的作战，提高本身的战斗力、顽强性，遂恢复了节度使这个职位。

与大宋的节度使不同，大顺的节度使的确是在名义上恢复到了大唐藩镇割据时节度使的权责，不似宋代荣誉性的虚衔，大顺的节度使不仅军政大权、就连财政都可以独自掌控，乃是名副其实的独立军阀、土皇帝。

然而后来李自成没有想到，待他从商洛山中杀出，于西京登基为帝之后，天下的局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因前明人心尽失，天下民怨沸腾，闯王进攻明廷时竟然没什么阻碍，简直称得上是顺风顺水，一路过关斩将，降者如云，完全不需要节度使这种双刃剑来应急。

故而永昌天子这些年来也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任命节度使，而是稍微使了个心眼，总是派遣文官前去担任某地的节度使，成为封疆大吏，节制当地文武驻军。

就好似前些年山西的情况，韩文铨早先被李自成任命为山西节度使，可是他的手上却没有一丝一毫兵马，那时，山西的兵马全都在陈永福、张天琳、刘忠等大顺将领的手中掌握着，把守于太原、大同等重地。

韩文铨的山西节度使之职其实更像是明朝的巡抚一样，他没有兵权，就算名义上是土皇帝，却也被大顺军嫡系将领拿捏，完全翻不了天。

只是待而今到了张鼎掌权之后，天下的局势又一次发生巨变，与闯王打天下的时候完全不同，尤其是大顺朝内部发生的变化。

当年的大顺可以说已经完蛋，只留下一个空壳子被凤翔军替代，整个天下仍旧打着永昌天子行事的可能也就是湖广南部的李过与高桂英等人，其他人包括大量的李自成老部下，其实都已经默认了张鼎作为大顺朝的实际掌舵人，就比如袁宗第、白旺、郝摇旗等人，他们虽在千里之外，可对于张鼎的命令言听计从。

虽说朝廷堪堪被岐国公撑住，张鼎也打赢了几场胜仗，好似扭转了人心、溃败。

可话说回来了，就算如此大胜，建奴却仍旧没有损伤到多少根本性的力量，他们只是一时之间被新的敌人打蒙了而已。

待鞑子将凤翔军重视起来，再重整旗鼓将目标从江南转向西北之后，凤翔军的危机才会真正到来，这也是张鼎为何马不停蹄南征北战的原因，他要赶在敌方大规模入侵之前，尽量多的打下地盘以作战略缓冲之地。

不然就以陕西这个地势，在明末的局势下，简直是人少地穷，三面环敌，烂地一块，乃是岌岌可危矣。

这其中最大的威胁还得是草原上的敌人，他们恨不得立马杀入中原抢夺劫掠，只是苦于各自为战，小打小闹，互相内斗，才被张鼎几次挫败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