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英法联军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代表，增援几万大军，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

时值四月，英法联军攻占舟山，继而占领大连、抚顺，封锁烟台，渤海湾，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根据地。

除此之外，俄国也唯恐天下不乱，狼子野心，欲趁火打劫，从中得利，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

自从大沽一役获胜之后，咸丰便有些沾沾自喜，自以为清朝的军队足以和洋鬼子抗衡，这一次打退他们，必然可以顺利议和，结束战争。

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还在自以为是，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希望消弭战火。

作为大军统帅，僧格林沁有勇无谋，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竟不知给了敌人可趁之机。

英法联军便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他们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不到三日，英法联军攻陷塘沽，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咸丰本无抗战决心，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由此尽失战机，祸延无穷。

又过了半个月，英法联军势如破竹，攻陷大沽，占领天津，剑指京城权力中心。

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咸丰急忙派大臣去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这一次英法两国狮子大开口，除了要求咸丰接受《天津条约》之外，还有增加通商口岸，割地赔款。

咸丰怒不可遏，断然拒绝，谈判破裂，英法联军恼羞成怒，挥军北上，直逼京城。

面对英法联军气势汹汹，咸丰慌得一批，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前往天津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