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没，这就是朱温的行事风格。

随后，朱温把冯行袭的军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其他各部去，冯行袭收养的许多义子也都被遣散回家，恢复了本来姓氏。

这样一来，许州安定了。

在这里，我们要插叙一段小小的议论。这个议论的选题就是五代时期朝廷与藩镇的关系。

两者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统治者的难题。

这个难题一直到了后周乃是北宋建立才得到彻底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各代统治者都在实践中摸索，尝试了各种方法来消弭矛盾，巩固中央统治，但是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在问题表面打转转，各类举措都没有触及到问题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武夫乱政，礼教崩坏，制度丧失。

这也很正常，因为五代时期各朝统治者大多都是从武夫的角色拼杀出来，或者是被一群武夫推举出来的，让他们向自己人动刀子，显然不太可能。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立规矩、兴礼教，羁縻人心，以文控武。

大家不要小看了礼教的作用，这个东西是加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粘合剂。

俗话说最难控制的是人心，人心被平定了，叛乱也就被平定了，所以说后世王守仁曾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礼教通过与家族文化相结合，在每个人心里构建起一道藩篱，心被关了起来，人就不会撒野了，治理也就容易了。

这个制度通过时间的积累日益根深蒂固，它生长在人心里，蔓延到人际关系中，笼罩在整个中华大地上。

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牢不可破。

鲁迅先生文章里一直表现的那个主题：吃人的社会、愚昧的众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礼教，就是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唐末五代之前的礼教（儒家思想统治制度）还没有腐朽到那种程度。

在那个时代它是起进步作用的，毕竟这么大一个国家，总要有一套制度来约束，否则那不就乱套了吗。

五代时期就是乱了套的一段时期。

这时候礼教没了，约束没了，底线没了，人心也就野了，杀人、吃人、乱-伦、兄弟父子相残的一幕幕接连上演。

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无义之战太多太多，最遭殃的总是黎民百姓。

俗话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时候的兴与亡又太频繁了一些，而且在兴与亡的间隙里也在打仗，你说苦不苦！

要想终结这个乱世，那就需要有非常之武力，非常之文治，两者缺一不可。

只可惜从朱温开始，历代统治者往往武力有余（有的还不足），文治却很是不足（或者为零）。结果只能是以暴制暴，暴乱无穷。

直到后周乃至赵宋时期，大家总算是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点经验，开始立规矩，并加大对武将的控制。

怎么控制他们呢，用文官，用文官制定的制度，用根植于人心的儒家思想。（所以说，宋代理学的兴起也是有一定基础的，这是刚需。）

谁若是不服，不想接受这个制度，好吧，我另一只手里可提着刀呢，你要试试？

正所谓雷霆手段，菩提心肠是也。

所以说像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以及宋太祖赵匡胤，这些人都是文治武功顶尖的人物。

乱世中他们能够镇得住穷凶极恶的武将，又能通过施行建设性的制度来开辟太平，真的很不容易。

正因为历史对乱世终结者的标准要求太高，所以在前期积累经验的过程就很痛苦了。

朱温，他也正在用实际行动为后世统一积累经验。

主要经验就是对待藩镇的态度上。

在他统治时期，大梁已经渐渐开始从各大藩镇收权，换句话说：大梁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相比于晚唐时期有所加强。

这一点可以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看出来。

但是，朱温并没有为后世开太平的自觉意识，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而已。

正因为站位不高，所以也就没有形成制度，罗绍威跟他关系好，对方就能做节度使；冯行袭尾大不掉，所以要加强控制。

所有的一切还是为了老朱家的政权能够延续下去。

随后朱温连这点工作都不想做了，做皇帝毕竟是很累的，他开始纵情享乐，不再尽做皇帝的义务，专门享受做皇帝的福利，然后大梁政权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走下坡路的表现在于一名绝世武将的崛起。

他，就是杨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