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听出李牧话中的讽刺意味了，这是在说他以貌取人，嫉贤妒能。若在平时，魏征少不得要回两句，但是如今是两股势力在博弈，魏征也懒得争辩了，反正李牧离开了工部，对山东士族来说就是好事一桩，至于其他的，并不是很重要。

魏征一点也不担心李牧能考得上状元。他听说过李牧的文才，《把酒问月》等诗做得确实好，但是考状元可不是只考诗文，而是一场综合『性』的考试。

唐朝考状元，与明清时大有不同。

明清时，科举已经盛行千年，制度已经非常明晰，而唐朝时，科举刚刚开始，很多制度还不甚确定，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明年的这次科举，乃是李世民登基一来的头一次，常科与制科并考。

根据以往的章程，常科设置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这些科目中，明法、明算、明字指的是识字、懂法、会算数的人，并不为时人所重。通常及第之后，做的不是官，而是吏，极优秀者也就是九品官。

而中了秀才和俊士，则相当于考生中的佼佼者了，都想要更进一步，不会去选择做官，此时的秀才，与进士一样，都属于举士之科。举士者，推举士子，出类拔萃也。秀才在唐朝的意思，指的是满腹经纶之人。

只有几十岁的老秀才，才会去做官，或为县令，或为县丞。

真正为世人敬重者，乃是进士和明经两科。

明经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礼记》，《春秋左传》称大经，《诗经》，《周礼》，《仪礼》称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称小经。《孝经》和《论语》是必考课目，有时还加试《老子》、《尔雅》。

明经考试分为，帖经、墨义两项。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解释。看似简单，但却没那么容易，圣人之言浩如烟海，考的可能是非常生僻的词句，因此想要及第，首先要‘通经’，倒背如流只是基本。通二经者，通大经一部加上小经一部，或取中经两部；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部；通五经者，大经、小经皆须通。通二经有希望及第，想取得好的名次，至少也要通三经以上。

进士科更加难，考诗赋和策论。第一场诗赋，测试文才。每个考生作诗一首、作赋一首，这诗赋可不是随便作，规定必须以固定的韵脚作诗，固定的立意作赋。第二场策论，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自己的见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是否有自己的想法，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的英才。

若想当状元，必得这两科成绩全都出类拔萃才行。若一科不成，状元梦当即破灭。

李牧的诗虽然不错，但若以固定的韵脚作诗，他也未必能行。更别说策论了，他虽有辩才，但是国家大事，可不是口舌之辩能解决的，必须要有真本事。帖经和墨义也是难关，马上就要入冬了，距离明年春闱不过半年的时间，就算李牧再厉害，恐怕也难通二经，及第都困难，怎么可能出类拔萃。若他真的如此轻松过关，那苦读了十几年的学子们，岂不都得死了去？

因此，魏征不信李牧能考上状元，他不觉得李牧有这个本事。而且这件事李世民也帮不上忙。武德年间科举，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李世民登基之后，为显对科举的重视，已经把科举事宜改为交给了礼部，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礼部一直由士族所把持，礼部尚书虞世南虽然不是山东士族的人，但是山东士族在礼部也是拥有一定势力的，虽然影响不了科举，但也能保证若有人影响科举，山东士族必然会知道，因此做不了假。

真正让魏征担心的乃是制科，制科又称大科、特科，是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如同明清时的‘恩科’。只是考的东西与后世不同，目的在于选拔特殊人才。

制科的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应试人的资格，也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公卿可以推荐，布衣也可自荐，但要经过地方官审查。

因为是选拔特殊人才，考试的科目也不固定，要看皇帝觉得缺少什么人才，才会定下考什么科，也有一个状元。一般常科和制科是不会一起考的，但是由于李世民登基这两年，一直都在打仗，科举给耽误了。明年的科举是贞观年间第一次，为了弥补，才加开了制科，有了这一年考两科的事情。

魏征担心李世民会给李牧量身打造一个制科，送他这个状元。若考奇『淫』技巧之事，谁能考过李牧？

因此，魏征思忖了一下，开口道：“若逐鹿侯能考中常科的状元，我自然是佩服的，但若是制科么……”魏征没有往下说，态度不言而喻，若是你们作弊，难道也算数么？

李世民皱眉道：“魏征，你的意思是朕会帮李牧作弊了？”

“臣不敢。”魏征虽然这样说，但是面『色』却一点‘不敢’的意思都没有，李世民正要发怒，李牧接过话来，道：“既然郑国公觉得常科才算数，那就是常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