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汉王杨谅的仪曹的官职尚且不知如此详细，他是如何知晓的？

“继位的杨广同样对佛教情有独钟。

早在他为晋王时，就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戒，得“总持菩萨”的法号。

菩萨是佛之下的果位，再之下是罗汉、金刚、八部天龙、护教珈蓝等。

傅翁说他欢喜不欢喜？

开皇二十年成功夺得皇太子位后，他在长安建日严寺，广集天下高僧，并将江淮搜集的经藏与大德僧众移住于此。

即位后，于大业元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此后长安造清禅、香台等寺。

然而相比其父，杨广崇佛的程度显然要浅得多，而且对佛教也不无戒心，这可能与大业年间曾数次发生自称弥勒造反的事件有关。

因此，这位皇帝也偶尔做出一些限制佛教的举动，例如大业三年他下令沙门必须致敬王者，大业五年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并拆毁一些寺院。

以上种种，应了那句话，“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所以，清风要说的第二个失误是，当今圣上也信佛。

当年，圣人曾为现今的太子祈福而刻像留念：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当今圣人自称“佛门弟子”，傅翁却要其断了虚妄？

晋阳起兵时，圣人曾亲临佛寺祈福。

登基为帝后的武德初年，圣人立寺造像，行斋弘佛。

当然，这种崇佛更多时候是打着佛教的幌子来推行政令的。

例如，武德元年下诏禁宰耕牛，显然是出于尽快恢复生产的目的，但诏书中却冠以“释典微妙，净业起于慈悲”的理由，似乎是为了佛教才下令禁止杀生的。

同时，各种诏书中提到宗教时，也仍然遵循隋代以来佛先道后的次序。

由于圣人对佛门的宽待，以至于佛教徒甚至参与了朝廷的一些军事行动。

如，太子攻洛阳王世充时便曾致书少林寺借僧人之力；即便到武德七年北部边情告急时，还有个叫法雅的浮屠奏请聚京寺骁悍千僧以充军伍，虽然后来并未成行，但隐约可见佛教徒对唐庭的积极支持。

所以，不管法琳反驳傅翁的言语是否中肯，圣人都不会采纳傅翁的谏言的。”

法琳是玄奘之前，唐初长安城里最牛的光头。

另一位大牛人，我国光头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着作家，彦琮称他为“唐护法沙门”。

在反佛斗士与看门犬之间的争斗里，斗士老头完败。

傅奕先学儒，后精通天文历数，再做道士，最后出仕。

而法琳自幼就出家，游历江淮沿岸各地，遍学内外典籍。

两厢一比较，法琳更专业。

而且，法琳为了知己知彼，甚至做了一年的道士。

斗士老头完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信佛的人多，反佛的人少。

只有一些道士站他的队，。

他，孤掌难鸣。

反观法琳，不但有同是沙门的名僧普应、慧净、慧净等相助，居士李师政在民间为他奔走呐喊、萧瑀和虞世南等人干脆在朝堂上与傅奕对骂。

李渊不想反对日益扩大的光头教吗？

武德三年，曾为李唐起兵助过一臂之力的道士歧平定利用李渊在道教胜地楼观祈福的机会，率先提出老子乃是皇室先祖的理论。

同年，晋州樵夫吉善行奏称看见一骑白马的老叟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

这些把戏当然逃不过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李渊的法眼，然而他却乐得顺水推舟，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来为皇室服务。

一方面，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社会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李家虽为北周贵姓，八柱国家之一，但在自命不凡的山东士族面前仍有暴发户那种发自内心的心虚。

现在天上突然掉下个圣人老聃做祖宗，当然乐不可支。

另一方面，佛教与正府在财政、兵源等方面存在尖锐矛盾，而借助道教抑制、打击佛教则比起单纯使用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佛教要有效得多。

三者，隋末社会上“老君度世，李姓当王”的民谣四处传播，主动尊老崇道不但能够利用这个符谶来推销自己，还能占尽先机，免得别人借题发挥。

李渊和道士们在祖宗问题上一拍即合，佛教的麻烦从此不断。

武德四年，道教开始发难。

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请废佛法表》及《益国利民事十一条》，首先极力抬高老、孔，建议李渊“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

傅奕一方面力图组成儒、道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的指责招招致命，直指统治者心中的隐痛：意识形态的控制，财政和兵源，社会纲常等等。

到了这个程度，佛教徒不得不反击了。

次年，法琳撰写《对傅奕废佛僧事》上呈朝廷，同时看到当权的李渊可能不好通融，于是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领导人身上，直接上启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

犹豫反复三年之后，武德七年，佛道之争终于在庙堂之上展开。一马当先的还是太史令傅奕，他向高祖进呈《废省佛僧表》。

他从儒家观点出发，指斥佛教徒“不忠不孝、游手游食、轻犯宪章、诈欺庸品，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

主张“除去佛教“，以“益国足兵”。

李渊正中下怀，于是将奏章分发大家讨论。

没想道，这一主张遭到崇佛大臣们的抗议，赞同的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

开国元勋裴寂就表示反对，认为李渊“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而今却要毁佛废僧，“理不可也”。

萧瑀表现最为强硬，与傅奕在朝堂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以互相谩骂收场。

萧瑀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反击，说“萧瑀不生于空桑，乃尊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也。”

萧瑀驳不过，只好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看到废止佛教的动议在高层难以通过，李渊暂时放弃了废佛的念头，但看到佛教如此势大，只能更加警惕。

武德八年，李渊不再经过大臣们讨论，直接出马到国子监明确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这无疑是对佛教的重大打击。

紧接着武德九年，佛道两家口水仗进一步升级，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攻击佛教，法琳也着《辩正论》予以还击。

看到佛道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李渊决定用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削弱佛教。

武德九年五月，他以京城寺观不甚清静为由，下《沙汰佛道诏》，而且理由冠冕堂皇：由于部分佛教徒道德败坏，寺院藏污纳垢，因此要“正本清源”、“兴隆佛法”。法令要求，“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皆废”。

表面上看起来佛道一视同仁，但由于此前佛寺数量远远多于道观，因此实际上吃了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然而这道诏令尚未来得及贯彻实施，玄武门事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