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我们回宫之后，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和那天皇太后同我的谈话有关。”
“大乾帝国皇帝陛下独自统治国家时，他惯于早晨3点就早早地临朝听政。不过据说这种习惯的形成既是因为他喜欢早起，同时也是由于他本人的害羞。因为当时视朝时他仅允许在他宝座前的御案上点两支蜡烛，大殿的其他地方都只用美丽的乾国灯笼照明，而这种灯笼只有一点儿暗淡的光，作为灯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即使某位官员忘记了朝仪，抬起眼睛来看他，也不能看清楚他的脸。”
“皇帝陛下和皇太后陛下的早朝在朝会大殿进行，这是幢独立的建筑，与宫廷之内其他建筑物明显不同。大门上方的题词表明这是‘勤政殿’。在所有的宫中，朝会大殿都离外墙和人口处最近，这么一来有资格来上朝的大臣就只能从外廷进入大殿——皇帝和皇太后居住的宫殿离此有一段距离。紫禁城内，许多地方是墙套着墙，皇上、太后的宫殿外面都竖着围墙，朝会大殿也在某处宫门附近一个围墙圈起来的院子里，但清绮园除了外面一圈围墙外没有别的围墙。”
“清绮园的朝会大殿内部绝不空旷或者寒酸，它的陈设与御座房里的是同一类型。漂亮的摆设、古董、茶几和椅子，还有与环境出奇地不谐调的，是三架钢琴。墙上挂着轴子，上面有的是某位皇帝御笔的大字，有的是圣贤们浓缩的哲学，也有的是装饰性的。其中一幅挂轴告诫后来的皇帝要记住他是在‘受命于天，用康保民’。大殿中央有很大的丹陛，上面放着宝座和龙书案，后面是三扇、五扇或七扇的屏风。古代的丹陛比现在所用的低，古代的宝座尺寸宽大，上面还有靠垫，比起现代的来更像是沙发。这似乎说明古时候皇帝执法时比起今天来较为随便。较为家长式。过去皇帝见他的大臣时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宝座上，而大臣们也可以走得比较近，因为那丹陛并不像现在所用的这么大、这么高。”
“各部院长官和具有荣誉官职的亲王每月都在一定的日子入朝见驾，或是禀报公务，或是向皇帝、皇太后请安。皇帝、皇太后每天都临朝听政和接见军机大臣领班、大学士，并且经常召见军机大臣。军机大臣的首领敬亲王总是最后一个受到接见，这时就讨论当天早些时候大臣们所汇报的事务。”
“所有的电报和公文都送交各自的专管部门，除非情况特别严重，都是仅仅在朝见时禀报皇帝、皇太后。一过11点，皇帝、皇太后就认为国事已毕，不到明天不再为国家操心。林逸青先生在伦敦遇刺期间、英国人向波罗的海派出舰队的日子，以及英乾联合舰队封锁海参崴时（我在宫里期间发生的三件大事），电报、公文不断地在早朝时间之外送到皇太后手上，一般送至她的御座房，有时甚至她在花园里散步时它们也会被送到她的手上。这些公文都是一到外交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转宫内的。当然，如此打扰皇太后完全是出于她自己的特旨，否则任何官员都不可能有胆量逾越成规。公文在宫门口由专司其职的太监接收，他将它放进丝绸衬里的黄缎盒内，然后跪呈给皇太后。”
“早朝期间，丹陛前的地上有5个垫子，那是专给军机大臣在向皇帝、皇太后陈言时跪的。军机大臣首领的垫子离宝座最近。有垫子可跪，这种特权只有军机大臣才可享受，别的官员与皇帝、皇太后交流时只能跪在硬梆梆的石板地上，而且还不可跪得超越这5个垫子。这么一来对那些人就很不利了，他与皇帝、皇太后之间的距离可能导致他们说的有些话无法被他听清，尤其皇帝，声音本来就轻，传不远。克服这一困难、缩短与皇帝、皇太后之间的距离的办法，是贿赂将自己引进朝会大殿的太监，让他把垫子挪一挪，这样就可以跪得离丹陛近一点。军机大臣首领和大学士的垫子是绝对不能动的，但其他三个垫子就可以由那个引路的太监随意支配了。要是后者拿到了足够的钱（每个垫子有固定的价格），他就会把其他三名级别较低的军机大臣的垫子统统挪个位。”
“当获准觐见的官员被专司其职的太监引到朝会大殿之前时，后者就推开那两扇巨大的殿门，跪倒在门坎附近，高声报出朝见者的姓名官职以及到达宫内的具体时刻，等到站起身来，垫子已经被他轻轻松松地移动过了。那官员的姓名被通报上去之后，他就进来尽其所能地找个离丹陛最近、又与他的官阶和付出的贿赂相称的地方跪下。那太监引见完那官员后就转身从门口走开，还必须尽快地跑。一段距离之外有官员和别的太监站着，密切观察着他离开时的行动。如果他留连不去或是不尽快走开，那就罪至极刑。这是为了防止窃听和扩散国家机密。”
“获准觐见的官员等到太监离去的脚步声消失之后，就跪倒在地，开始陈述自己的事情。如果有必要，皇帝、皇太后会问他问题，以便得到进一步的解释。等到觐见结束，那官员就站起来，向外走去。乾国人从不倒退着出去，他们并不认为把背对着君主是失礼的事。”
“那些不得不常常人朝见驾的官员们想了一个好笑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双膝。他们进去之前在膝部裹了厚厚的垫子，这么一来跪在石板地上就舒服了。乾国男人穿的是长袍，膝部的垫子当然看不出来。”
“皇帝的年纪还很轻，当时依然充满着孩子气。各部的长官里面，许多都是老头，有的人叙述事情时肯定对细节说得太多。年轻的皇帝听着几个这样的老头喋喋不休地搬弄细节，常会显得很不耐烦。大臣抬起眼睛对皇上看是会被认为‘有失朝仪’的，所以那些老头在七拉八扯这种乏味的细节时，年轻的皇上往往悄悄离开宝座，从丹陛上溜下来。当那可怜的官员抬起眼睛向皇上叩头时，他只会看到一张空空的宝座。皇上本人在大殿后部的屏风后面，也许已经喝了5分钟的茶，或者作了什么别的消遣了。”
“关于皇帝、皇太后的神圣性，我注意到一个奇异的事实：这种神圣性似乎只属于作为统治者的他们，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他们。当他们在朝会大殿发令宣旨的时候，对他们说话只能跪在地上。在宫里，在私下的时候，当他们下了一道旨或是任何牵涉到公务的命令，则接旨的不论是侍从、近臣、大员还是亲王都会跪下。凡同皇帝、皇太后作正式交谈，不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别的地方，臣下必定跪地启奏；但倘若他们是在私下之时而话题又是普通的事，则对他们说话就随便得几乎亲密了，近臣甚至普通的侍从这时都是站着说的。不过如果在这亲密的闲谈之间忽地插上了一条命令，则侍从仍会当即跪下接旨。”
“磕头是作为一种感谢的方式，并不用于问候招呼。象戏楼上每次表演开始和结束时，演员都向皇帝、皇太后磕头，先是感谢被荣幸地允许在他们面前表演，后来是感谢得到的这种荣耀。官员们磕头感谢皇帝、皇太后的召见，或是感谢已经或将要从皇帝、皇太后那里得到的恩宠或赐予。并不是宫里的人或者在觐见皇帝、皇太后时才磕头：彼此地位身份相近的人有时也会对对方磕头，以感谢所受到的某些大恩。磕头时跪三次，每次再头磕下去三次，要碰到地。外国人磕起头来会显得奴性十足、极其难堪，但乾国人磕头时是很庄严的，看上去并无不雅和屈辱之感。这是种传之已久的表达谢意的方式，这种乾国传统可能起源于朝臣的性质有如奴隶的时代，可是现在对磕头的人来说就完全没有了奴隶似的低人一等的意思。”
“祭祀孔子的典礼结束后，在朝会上，一位大臣向皇太后提出，鉴于那位因为贪污罪和谋杀罪而被投进监狱的重臣是已经故去的大乾帝国最忠诚和有名望的大牙曾伯函的弟弟，弟弟在犯罪时哥哥不但没有阻止，还处处替他打掩护，因而也犯了欺骗皇帝的罪过（这在乾国是极大的罪），他要求追究曾伯函的责任，取消曾伯函‘文正’的谥号，还要将曾伯函的画像从祭祀孔子的偏殿里撤下。他的建议在朝会当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官员们分成两派，互不相让，两位亲王敬亲王和纯亲王都无法制止，而皇太后一开口就平息了争论。皇太后说，曾伯函身为兄长，在这件事上的确有很大的过错，但他的功劳是主要的，过错是次要的，作为家里的长兄，保护幼小的弟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尽管弟弟无法无天，但过错不能够全部由长兄来承担。如果把曾伯函的功过按照比例来计算的话，他的功劳是十分之七，过错则是十分之三，况且他已经去世了，只要将他的过错写成祭文，在他的灵位前焚烧掉，让他的灵魂明白他犯了过错，但朝廷宽大为怀，免于追究就可以了，追夺谥号的话就太过分了，不过将他的画像移出孔子的宫殿是应该的，因为他的德行上毕竟有了些许的瑕疵，不再适合陪伴孔圣人了。皇太后的睿智意见得到了两位亲王和参加朝会的大臣们的一致赞同，也让我从心里感到佩服。”
翁叔平是在家里听说曾伯函的画像给移出了孔子祭殿的。
当门生高弘超告诉自己这个消息时，翁叔平只是冷笑了几声，等高弘超走后，翁叔平却迫不及待的命书僮展纸磨墨，写起字来。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欺君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看着自己写好的楹联，翁叔平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副楹联，他打算找个时间，焚化了给曾伯函送去。
就在这时，侄子翁正罕兴冲冲的跑了进来。
“叔父！看小侄今日为叔父寻得了什么！”翁正罕兴高采烈的将一卷略有破损的卷轴捧到了翁叔平的面前。
翁叔平看了一眼卷轴上的封识，一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这应该是一幅南梥时的古画。
“你又去琉璃厂了？”翁叔平含笑看着这个他最喜爱的侄子问道。
“前几日听说有人拿了一幅马远的《梅石图》来卖，我这一早儿便赶去了，果然给我碰着了！”翁正罕兴奋的来到翁叔平的书案前，正要展开古画，却看到了翁叔平写好的楹联。
“这是……叔父写给曾伯函那老儿的？”翁正罕只看了一眼，立刻便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作为翁叔平的兄长翁叔庚的儿子，对于上折子参刻父亲以至于父亲和爷爷翁心寸双双去世的曾伯函可以说恨之入骨，当然能够看明白这幅楹联的意思。
“一会儿你就拿去焚化了，送给曾伯函好了。”翁叔平微笑道。
“小侄明白。”翁正罕会心地一笑，将这幅楹联卷了起来。
“叔父请赏画。”卷好了楹联之后，翁正罕将它放在了一边，然后在书案上将古画徐徐展开。
翁叔平站在书案前，取过玉镇纸，将画的四脚压住，然后负手而立，仔细的欣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