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仪器制造厂眼下生产的设备中，有三件重要的军国利器，即航海钟、六分仪与光学仪器。其中航海钟与六分仪皆是海洋航行里重要的定位仪器，航海钟用于经度测量，六分仪用于纬度测量。而光学仪器用于军事与生物领域。

关于如何在茫茫大海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东西方航海者们都有过探索。经纬度中，纬度最好判断，在北半球只需要观测北极星的高度即可，在南半球方法类似，虽然没有南极星，但可以利用星座确定南天极的位置。但经度的确认却苦恼了航海者们数百年。

东方航海者选择靠针路做依据，所以这些人没有走出近海。西方航海者通过观察日月星辰，想出了钟表法与月距法这两种办法。

钟表法需要测定地方时间（以观测到太阳达到最高点为正午12点）与某个“绝对”时间（即某个经度已知地点的地方时间，比如格林威治时间）之差。这个方法的前提是得有一个不受外力影响，走时精准的时钟。

月距法的前提是月球在恒星之间沿着一条特定轨迹运行，通过测量月球与特定恒星的角距离，对照事先制作好的月球表格，再修正视差和大气折射等效应，就能得出“绝对”时间。

早在15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阿美利哥·维斯普西就已提出月距法测定经度的思想。1514年，德意志天文学家约翰尼斯·沃纳正式发表了月距法。然而该方法需要足够精确的海上测量仪器，还需足够精确的星表以记录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在约翰尼斯·沃纳所处的时代，技术根本办不到。1702年，牛顿发表了月球理论，似乎为月距法打开了一个窗口。

1714年，约翰牛颁布了经度法案，面向全世界悬赏测定经度的方法。法案确立了专门的经度局作为评委，并且设立了经度奖金：对于能把经度测定到半度以内的人，奖励两万英镑。作为专家的牛顿，评论了各种方法的可行性，包括钟表法——建造一个足够精确和稳定的航海钟以直接给出“绝对”时间，但他认为航海钟因为海上的湿度、温度变化和船只晃动等问题而难以制造，相比之下他仍更看好天文方法，尤其是月距法。

由此，月球“难以捉摸的轨迹”以及神秘的近地点进动问题，从约翰牛传导到了欧洲大陆，一大帮数学家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

出人意料的事，最终拿到这笔奖金的是约翰牛一位不起眼的钟表匠约翰·哈里森，他于1727年研制出了第一个航海钟。这要比德意志天文学家托拜厄斯·迈耶1752年制成的月球表格，以及欧拉在1772年发表的第二个月球理论都要早。

钟表法与月距法各有优缺点。哈里森研制的航海钟起初造价500英镑，相比之下，一架高质量的六分仪，外加一本《月距表》，加起来还不到20英镑。而月距法每个月会有6天的时间距离太阳过近，无法观测。同时观测结果需要做大量的校正运算，这就要求观测员具有相当高的数学技巧。即使如此，算一次经度至少也要耗费4至5个小时的时间，稍微算错一点儿都会给结果带来致命的偏差。

到19世纪中叶，由哈里森首创的航海钟实现量产，月距法便逐渐被钟表法取代。

一行人来到生产车间，厂长拿出了第三款改进型的航海钟——巴掌大的盒子打开，精巧的时钟安装在四平仪上，无论怎么摇晃，钟表的正面始终朝上。

“这个时间准吗？”向东关心道。

厂长得意道：“是按卡米亚天文台的启明线时间校对，误差只有0.3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