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淮黄河决堤在明朝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朱棣迁都京城时，便埋下了祸根。

面对黄河连年为患的形势，为了保证南粮北调持续进行，明朝对黄河与大运河进行了统筹治理。

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朱棣征发河南民工10万，由工部尚书宋礼总负责，会同兴安伯徐亨、刑部侍郎金纯等，通过加固堤埽、疏浚河道、堵塞决口、消杀水势等一系列措施，黄河自封丘金龙口，至鱼台、汶水，经徐州、吕二洪南入于淮河，基本恢复了明初的河道。

接着，明廷又征调济南、兖州、青州等地16万余民工，命宋礼等人组织大规模疏浚修治济宁到临清近200公里的会通河。由于汶上县南旺地段的高程高出济宁三米多，爬坡上行，水源不足，时常干涸，加之河岸狭窄，难以通行重载船只。宋礼在现场勘察中，遇到“汶上老人”白英，这位民间治水专家提出“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治理方案，得到宋礼的采纳。据此，明廷破除了元代修建的罡城坝，在汶水下游东平县戴村筑起一座拦河坝，拦截汶水南流，使水流集中到济宁以北地势最高的南旺，在此三分南注，七分北流，创造了戴村坝“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从而妥善解决了运河行水不畅的问题。同时，又在会通河沿线新建、改建了一些闸门。整个工程，历时200余天，经过修建整治，蓄水深度满足了通航要求。

大运河按其穿越的地形和水域特征，分为闸河段、湖区段、天然河段与河运交汇段。而在徐州至清河的河运交汇段，利用的是黄河河道。黄河运河复杂交织，由于经常受黄河向北决口的干扰，漕运时通时塞。对此，明廷既害怕黄河冲毁或淤塞运河，又想利用黄河之水补充运河水量。黄河与运河紧紧纠缠在一起，成为了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

为了破解这一严重困局，明代采取“遏黄保运、引黄济运”的策略，在黄河北岸陆续修起了长堤，基本实现了防止黄河向北泛滥的目标，但如何保持徐州以下“借黄运道”畅通，仍是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特别是嘉靖年后，黄河决口泛滥集中于徐州附近，运河不是被黄河决口冲毁，就是黄河脱离运河。

由于徐州以下泗水经常被黄河侵夺，逐渐淤淀阻航，加之黄河洪水不断决泛冲击河道，因此，明代为避黄改运相继开挖了南阳新河、泇河和中运河。同时，明廷为了维持这一水运大动脉的通畅，又不得不大兴大役。

在淮北，徐州至淮阴段为借黄河行运，故运道从邵阳湖西移至邵阳湖东，淮扬段运河因南来漕舟为五坝所阻，不能直接入淮，又因运道穿湖而行，漕舟时遭风浪，因而先后凿清江浦，建四闸，兴办河湖分隔工程，以免运舟盘坝之劳和覆溺之灾，江南段运河亦因镇段运河地势高仰，水源不足，运道浅阻而频繁征发劳役。

历史上，嘉靖六年至嘉靖二十六年（1527-1547年）的21年里，建设河工达到14次。治理黄河需要的埽夫、堤夫、堡夫等都需要老百姓出人出力，当地的老百姓不仅要承担河工的劳役，还要背负治理黄河所需的费用。劳役原则上或为雇佣，或为按亩摊派，但在实行的过程中多为强派。

百姓承担不起劳役负担，但也无法摆脱，陈卜的《河渠论》记载当时的百姓在繁重的河工劳役中过着悲惨的生活：“田已没而税额不除，家已破而力役不免，脱死洪波，自营口食，而捉人之吏穷其所往，虽逃蓬藋啮草根，必絷缧而出之，是故河之波犹有所不及，而逮捕则无可逃，河之泛犹有时，而追逋则无虚日，河独败其生业，而有司并绝其生计，此苛政之督于河，而民之置怨不在彼而在此也。”

天灾人祸积累了百姓的不满，再经过有心人的撺掇，徐淮等地的“劝民”工作可要比扬州府地界简单的多。

从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十三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宋洲士兵都忙着转运安置移民，对泰州、扬州等地的进攻一再推延，到后来又因为移民饱和等原因，由此彻底放弃了进攻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