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的即可以看到整个陵区规模最大的陵墓“泰陵”。尽管没有非常直接的证据，但从泰陵的超大规模和其在全陵区所处的突出地位来推断，泰陵应该属于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

陵园最南端是左右两座阙台，构成陵园的大门。是否有阙台，是帝陵与陪葬墓的重要区别之一。阙台由黄土夯筑而成，平面呈圆形。从阙台表面残存的一些痕迹来推断，阙台表面原来是富有红色墙皮的。在阙台附近地表以下曾经发现的红陶材质的嫔伽、摩羯、海狮及塔刹等装饰构件，则暗示阙台应该是喇嘛式的佛塔建筑。

阙台往北应该是碑亭的位置，现在只存有两座砖砌的台基，上面的木结构亭类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周围围着铁栅栏，看不到台面上的情况。但有资料介绍说，台面上有一字排开的四尊石刻力士雕像，估计是用来驮碑的支座。博物馆序厅正中的那尊雕像就是以这里的雕像为蓝本的。

过碑亭，可见一夯土墙围城的区域。在陵墓布局中，这个区域叫“月城”或“瓮城”，位于陵寝所在的“内城”前面。泰陵的月城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120米，南北长52米，墙基宽约2米，高0.7米，占地约10亩，北与内城的南墙相连。和阙台一样，当年月城的墙面上也敷有红色的墙皮，墙顶也有出檐和覆瓦。按照以前各个朝代的惯例，月城御道两侧一般都立有石像生，也就是石兽、石人。

过月城，即是陵园的核心部分“内城”。内城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180米，东西长160米。内城的城墙称“神墙”，墙基宽约3米，以黄土分段夯筑。

为使墙体更为稳固，墙基筑成须弥座状，因此把这种神墙又叫须弥座式神墙。

内城东西南北四面均辟有城门，建有门阙，每个门阙由三个圆锥形夯土基座组成；神墙四角还建有角台。

在内城四座城门中，以南门的等级最高，两侧原各有一座高台式塔形门阙，现在只能看到两堆夯土。从南门台基上残存的柱脚来推断，原有的南门应该是一座面阔五楹、进深二楹的门楼。

进南门北行约25米，是用于祭祀的“献殿”残址。残址为一座八角形砖砌台基，内为夯实的黄土，台面上散落着数十块铺地花砖。旁边的简介说献殿为“正方形9间开敞式殿堂”，我不以为然。因为从台基的形状来看，献殿应该是座八角形的亭类建筑，而亭类建筑何来“9间”之说？如果是9间的正方形建筑，那该是何等的规模？要知道，北京故宫保和殿也不过是面阔9间，进深5间啊！

与其它帝陵墓道深埋于地下，一般在地面不留痕迹不同，泰陵的墓道在地面上有用砂石填成的形似鱼脊的隆起。用砂石来填充墓道，除了就地取材之外，主要还是利用了砂石的松散特性，以塌方来威胁盗墓者知难而退。这条墓道隆起为南窄北宽的梯形，自南而北呈二十几度的缓坡，长约50米。

隆起的北端有一个直径超过20米，深达5米的大坑。关于这个大坑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为盗坑，是盗墓者所留；一说是日寇轰炸所致。把这个大坑“归功”于日本鬼子，其实是抬举小日本了，因为能够造成如此巨大弹坑的炸弹小日本在侵华期间可能还造不出来。如果说这真是一个盗坑，那么这个“贼”肯定不是一般的盗墓者，而一定是类似“摸金校尉”那样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曾对泰陵进行物探，探查结果表明，泰陵的墓室并未遭到盗扰，那位“摸金校尉”并没有成功。

有人可能会问，盗墓者为什么不采取掏洞的形式，而要采用需要大量人力的全面开挖式？答案很简单：一是人力对盗墓者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二是西夏帝陵的墓室并不在陵塔之下，而是在陵塔偏南的地下，即大坑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巨大的夯土陵塔其实并不具有封土的作用。

绕过盗坑，就是整个陵园的标志性建筑陵塔。泰陵陵塔残高达24米，状如翻扣的“窝头”，其表面可以看到多达七层的砖砌结构。一些学者由此猜测，最初的陵台应该是一座七层密檐实心佛塔式建筑。经导游提醒我才发现，陵台原来并不在陵门、献殿所在的中轴线上，而是稍稍偏西，这一点与中原帝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有人说与党项人笃信藏传佛教有关，因为在藏传佛教中只有佛祖才有坐北面南的待遇；也有人说是受“五音利姓”风水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