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8年。对于李元昊和宋仁宗来说，都是极其不平静的一年。对于李元昊来说，这一年，他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而这一年，是大宋的景佑五年。李元昊为这个新生国家定国号为“白高大夏国”，简称“大夏”，而宋朝方面则因为夏在大宋的西面，将其称之为“西夏”。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大宋王朝自太祖皇帝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耻辱，要洗雪耻辱，就必须与西夏一战。于是，大宋王朝首先向西夏发了宣战书。

而西夏方面，则采取李元昊之前的既定策略——不宣而战。西夏军队势如破竹、攻城拔寨，大有涤荡中原、宅兹中国的野心。称帝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039年，李元昊写信通知宋朝政府，要求宋朝方面承认西夏独立的既成事实，如不承认，那么，不好意思，继续打，打到你服气为止。

在这时的朝廷里，主战派是占绝大多数的，大多数官员在战术上藐视了敌人，认为西夏人不堪一击，大宋天兵一到，定期歼灭。而范仲淹显然思考的更深入一些，他已经专注研究西夏形势二十余年，在这方面的造诣远远超出别人，他不主张轻敌冒进，主张坚决防守，修筑堡垒，把西夏军肥的脱瘦、瘦的脱死。

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很快就被扣上了一个又一个帽子，什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什么胆小如鼠、什么软骨头……这令范仲淹很是无可奈何。

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此时的范仲淹就是这少数人。

孤独，袭上心头。

他一心想的，是如何打出一个大胜仗，而不是像某些官员一样，耀武扬威。

西北边境三川口大败的消息传来，京师震动，整个都城的百姓人心惶惶。此时此刻的范仲淹，不改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秉性，忧国忧民的他思考着大宋王朝的未来。

那是一个秋日，他在御街上散步，颇有感怀，写下：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他很想到西北前线，很想到军中效力，只有如此，平生的才学与怀抱才得以伸张和施展。